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援蒋和中美合作中，有一项颇为特别的活动，即所谓的情报合作。其中引人注目的当数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和国民党军统局合作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该机构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由宋子文与诺克斯（时美国海军部长）于1943年5月在华盛顿签署正式协定，当年7月1日在重庆成立，至1946年3月，鉴于抗战已结束，美方撤出全部人员，其存在时间前后共两年多。根据协议，中美合作所的任务是“以中国为根据地，用美国的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及其占领区内之矿产、工厂、仓库及其他军事设施予以有效之打击。”[①a]但后来的活动证明，它并不仅仅是按协议所说的那样一个对日军事情报机构，而是要比这复杂得多。中美合作所的活动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并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它积极地参加当时在华的美国各种势力之间的激烈争斗并顽固地帮助蒋介石政权进行反共反民主活动，这些都使它在中国政治中以及“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很不相称的巨大影响”[②a]。因此，要对中美合作所进行客观的评价，就必须对其成立的背景和合作的动机以及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和影响进行具体的考察分析。
    一、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及简要经过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是有较为复杂的背景的。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和军统局既有合作各取所长以对付日伪的目的，同时又有为自身在国内和其他领域内提高地位，扩大影响的打算。合作得到双方国家政府的支持，也反应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打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并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大量的人员被派到中国。这些人员到达中国后，以军种形成各种不同的势力。他们之间由于对抗日的战略战术的看法不同，加之都想扩大自己的影响，相互之间互争雄长、矛盾不断。其中陆军以史迪威为首，受到美国陆军部的支持，在中国战区有很大的权力；而掌握着在华空中力量的陈纳德，因其“空中战略”而倍受蒋介石青睐；美国海军在华势力虽然比陆空军历史悠久，但此时却不如陆空军那样能引起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军官们为在战后的中国扩大影响，以便在战后的华盛顿成为确立他们的地位，争取预算和制订政策的资本”[③a]，便积极要求海军部门与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进行合作。而国民政府的海军无力量可言，且沿海大多控制在日本手中。中美海军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的合作，条件尚不成熟。因此，首先进行情报合作便成为双方合作的适当方式。这样，美国海军情报小组就自然成为合作的一方。他们之所以选择军统作为合作对象，是因为军统在对日情报工作中颇有建树，他们曾通过对日本海军电报密码的破译，准确地预测到日本将袭击珍珠港，并了解到日本海军对英国舰队袭击的详细战况[④a]，从而使美英的一些人士不得不信服。军统局对于能与美国进行合作正是求之不得。它本来是特务处，也是蒋介石为巩固统治，消除异己势力的工具，抗战开始后，军统局机构得到扩大，并从事对日、伪情报工作，势力大增。但此时军统局的活动经费紧张，其头目戴笠也对军统的设备、技术及战后的出路等问题深感忧虑。所以，他也需要同美国进行合作，一方面解决当时的资金、技术、设备等问题，另一方面使自己的势力能在战后向海军部门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出路。
    对于军统与美国海军的合作，蒋介石是非常支持的。蒋和当时援华陆军部门的史迪威矛盾较深，也想借用美国海空军的合作来削弱史迪威的影响，使国民政府利用美海空军力量打击日本而保存自己的陆军，并争取更多的美援。而且蒋介石也清楚地知道，两国情报部门的合作可以使国民党获得特殊帮助，即美国提供军统以武器，训练防暴武装等。这些对他在战后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驻华海军情报小组同军统的合作就成为必然。
    1942年4月，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梅乐斯上校奉命来华与国民政府以及军统取得联系并要求合作。他要求中方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提供中国沿海水文、气象情报等方面向他们提供帮助。戴笠热情接待并陪同他到东南沿海地区巡视。通过接触了解，双方彼此满意。蒋介石知道这些情况后，批示戴笠与美方签订正式协议，并请求罗斯福亲自批准。经过一番周折，协议正式签订。中美合作所也于1943年7月1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则是梅乐斯。合作所成立后，美方提供了大批的军火、特工器材、刑具及通讯、气象设备等，国民党军统局利用它开办了20多个特种训练班，培养了上万名特务。这些都成为合作所各种活动的物质和人员基础。另外，由于合作所拥有与罗斯福总统取得直接联系的无线电设备，蒋介石、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私人代表与罗斯福之间最重要的电讯往来都是通过它传递的[①b]。这种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影响作用。因为罗斯福总统“为了获取有关棘手地区的报告”，“往往宁可依靠私人的资料来源，而不愿依靠正规的政府官员或国务院的官员”[②b]。
    鉴于以上因素，中美合作所虽然是一个对日情报工作的低级机构，也从事了很多对日、伪的工作，但它更具独特的机会在中国开展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其作用和影响都远远超出其本身。
    二、中美合作所对中美关系的特殊影响
    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中美两国虽是盟国，但二者也是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援华各势力之间互争雄长，中国内部国共两党的斗争，都使本来复杂的中美关系更加扑朔迷离。中美合作所在这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如何呢？结合它的活动，我们仅从两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即可窥见一斑。其一，它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卷入了史迪威事件。说“罕见”，是因为它虽没有直接出面促使蒋介石赶走史迪威，但在使史迪威不得不回国的各种因素中都可见它的影子；其二，它对美国战时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制订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梅乐斯的海军情报小组，为扩大实力就在物资供应上与史迪威领导的陆军部门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虽然情报小组不受陆军控制和“租借法案”的约束，但需要史迪威的合作，以便利用“驼峰空运”，把物资运进来。但史迪威则对海军情报小组的秘密行动表示深恶痛绝，认为“那是企图用诡计来取胜他这位战区司令，并用美国的武器和训练去扩充戴笠的‘盖世太保’的势力”[③b]。然而，他无法对梅乐斯行使权力，只好拖延物资运输的时间并向马歇尔倾诉不满。梅乐斯等人渴望削弱史迪威的权力并伙同陈纳德和蒋介石几次设法想让美国政府把史召回，但未能成功。但此后，梅乐斯的地位由于合作所的成立而得到巩固，他的权力不再受史的限制，物资不是通过“租借法案”，而是由海军源源不断运进来。到1944年，“中美合作所的飞机每月已能运进几百吨军需物品了”。这就使他更具有同史迪威抗衡的实力。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联合反共拥蒋的在华美国人竭力反对史迪威。赫尔利的来华，使梅乐斯可以利用合作所在驱史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赫尔利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于1944年9月来华调解蒋史之间矛盾的。他宣称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对日战争以及“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①c]。他自然反对史迪威那种武装一切抗日的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的主张。这种态度与梅乐斯一拍即合。这也给梅乐斯发挥“挑唆中美两国争权夺势的派系之间互相攻讦”[②c]的作用创造了良机。既有总统特使的合作，又有与总统直接联系的电台，这使中美合作所在史迪威事件中有了很大的影响。梅乐斯于10月初“说服了赫尔利用中美合作所的无线电设备与总统取得了联系。”这样，所有最重要的情报都被合作所掌握。他们不断发表不利于史迪威的分析和见解。在蒋史冲突的最后关头，赫尔利通过合作所的电台给罗斯福发了一份重要的电报，称“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将连同失去中国……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仅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③c]。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权衡，罗斯福终于作出召回史迪威的决定。可见，在史迪威事件中，中美合作所中以梅乐斯为首的美国人，由于各种因素，始终持反对史迪威的态度，并利用自己的独特条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中美合作所不仅卷入史迪威事件，而且在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调解以及对共产党政策制订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抗战期间，史迪威以及一些驻华低级外交人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深感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并看到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真实情况，认为中共是很有活力的积极抗日的力量，主张美国应调解国共关系并与共产党合作以便使美国在战时战后的对华政策上不致于陷入被动。这逐渐形成一股主张现实外交的势力。这显然是合作所中那些反共的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梅乐斯更是“想方设法插手国共之间的斗争，甚至达到破坏其他美国计划的地步”[④c]。
    早在1943年，合作所的官员就了解到有人在考虑派代表团去延安，就怂恿梅乐斯从政治上利用这个情报，建议把它透露给国民党以便阻挠，以此来增加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1944年7月，“迪克西使团”赴延安，中美合作所也派有情报人员在其中。由于其独特的电台，使团其他成员发往华盛顿和重庆总部的许多重要情报的副本几乎立即到了梅乐斯手里。利用这些情报，合作所以及海军情报官员们“夸张其辞地对赫尔利谈到（使团）准备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并使他在总统面前威信扫地的计划”[⑤c]。从而使赫尔利非常担心，认为存在一个史迪威、高斯大使、美国特工人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其矛头是针对他赫尔利本人和蒋介石的。结合赫尔利的身份及其反共本性，就不难理解他在调停国共争端中的反复态度，并可进一步理解赫尔利任驻华大使后对一些主张现实外交的低级外交人员的严厉惩罚。中美合作所的态度以及阴谋挑唆的行为给国共关系和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制定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走向。
    三、中美合作所的主要活动--反共反民主
    如果说中美合作所在中美关系的有关事件中态度虽明显但起作用的方式却是间接的话，那么，它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反民主方面，态度就更加明确而且活动方式也就更直接了。
    早在1942年底，梅乐斯就准备在中国设立特种训练班，次年夏特种训练班正式成立。他的设想是扩大当时的军统局，使之现代化。这正是戴笠求之不得的。合作所成立后，梅乐斯即派官员回国招募教官和筹集设备。1944年，合作所补充协定签署后，全国共办有20多个特种训练班。到了抗战末期，这些训练班已培训了500多名特务[①d]，并武装了上万名军统特务。但这些训练班几乎没有受到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普通罪犯的训练，却是集中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用梅乐斯自己的话来说，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一旦战争结束后能维持中国的治安。他还得意地向其上司汇报说，这种训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含义”。与此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在中国各地设立集中营，关押所谓的政治犯。最为出名的有重庆的渣滓洞、贵州的息烽、江西的上饶等。在这些集中营里，关押的政治犯多是民主运动人士、中共党员、也包括国民党内具有民主倾向的官员。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大多数受尽特务们各种残酷的折磨。
    在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又在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中立了一功，这就是利用拥有不少军统分子与杜月笙门徒的“忠义救国军”抢占宁、沪、杭地带，抢夺胜利成果。其时，汪伪政权中的周佛海早见风使舵，和戴笠联系上，并表示愿为重庆政府效力。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即封其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临时治安。这样，周佛海、杜月笙和“忠义救国军”互相勾结，中美合作所临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他们以配合美国海军在沿海登陆为借口，武装阻挠共产党的部队接收光复之地，帮助蒋介石抢占了宁、沪、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并对新四军发动小规模的进攻。这便是中美合作所的又一突出“政绩”。
    当然，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后，也对日伪进行了一些工作，如在军统的帮助下，曾准确地预测到日本海军舰队残存军舰的集结地，并且在策动伪军归顺重庆政府工作中很出色，对一些大汉奸也用各种手段进行惩罚。但这只是它工作中极少的一部分，并不能改变其消极影响，更不是其活动的主要方面。
    总之，以梅乐斯为首的合作所中的美方人员多是反共分子。他们为自己的势力增长而不顾抗日大局，使美国战时对中国的援助未能完全有效地用于抗日战争。在美国各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以及美中关系发生矛盾的诸多事件中，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中美陆军合作的最终破裂起了催化作用；同时，由于其独特的间接影响，使在对华政策中主张现实路线的在华美国人士受到压制，并使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调停在战时即宣告失败，对共产党政策的制定也受到消极影响。在中国内政方面，它更多的是帮助军统实现维护蒋氏独裁，反共反民主的目的，形成了援华各势力中的一股反共逆流。可以说，它是美国战后反共政策的先声。
    以戴笠为首的合作所中的中方成员，绝大多数亦是顽固的反共反民主分子。他们借中美合作之名，挟美自重，依靠美方提供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藉抗日反伪之名，行反共反民主之实。在抗战时期，发展特务势力，大肆捕杀、迫害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为维护蒋介石政权竭尽全力。
    中美合作所的影响还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在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中，很多人曾经在合作所工作过。他们使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
    注释：
    ①a吴东之：《中国外交史（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
    ②a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书印书馆1982年版，第234页。
    ③a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3页。
    ④a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6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①b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9页。
    ②b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页。
    ③b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5页。
    ①c《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23页。
    ②c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8页。
    ③c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0页。
    ④c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8页。
    ⑤c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5页。
    ①d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