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香港怎么办？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利用的策略。周恩来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和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处理中国内地同香港的关系及香港前途等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提出了正确的策略。
    一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从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殖民者通过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割、强租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这三部分地区习惯统称为香港地区）。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均不予承认，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更有两次大规模的收回香港活动，但因国穷力弱，无力与外国帝国主义相抗衡，使得这些活动都告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彻底洗刷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的神圣使命无疑应该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完成。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面对建国前后极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了暂不收回，维持香港现状的策略。1949年10月中旬，势如破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深圳以后却未跨深圳河而按兵不动于深圳河畔。
    周恩来总理是这一策略的重要决策人和重要的执行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秘密途径传给港英政府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三项条件很合情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并和北京方面约定，将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间约定俗成吧。1954年8月， 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香港一百多年前是中国的，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1〕1972年10月， 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又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2〕这就是说， 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可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策略。
    周恩来的维持现状，暂不收回的策略是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基于一种周密的战略考虑而形成的。首先，是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以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自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从其远东战略出发，以出钱出枪的方式积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这并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帝国主义的意愿十分抵触。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政府采取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更在外交上发起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曾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中国的一致行动。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美国又一手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保留香港，就等于保留了新中国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通道。对此，周恩来1951年说：“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3〕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 仍然可以利用“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4 〕的优势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5〕
    其次，是为了拖往英国，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英美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英美也存在极大的分歧。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这样，暂不收回香港，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就抓住了英国的一条辫子，拖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事实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 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1月，英国不顾美国的阻挠，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英国宣布撤销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周恩来也指出：“英国执政党通过艾登跟我们接触，现在反对党又来访华，都是证明，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首先从英国开始”〔6〕，“英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是比较好的，和美国不同”〔7〕，“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不会公开说反美的话，但我们适当批评美国，他们听了也会高兴。”〔8〕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利用香港， 确实扩大了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拖住了英国，有利于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政策。
    再次，是为了对付可能来自北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警惕中国会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不能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共的老子党主义存在戒心。周恩来总理深知中国应争取苏联援助，但又应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否则在两国关系中，中国将处于一种极不利的被动地位。保留香港，就向苏联表示中国可以得到除苏联以外的其它援助的途径，从而帮助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可以迅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这时，中苏交恶，中国不可能从苏联得到任何援助，苏联反而撕毁援助合同，并向中国政府逼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恩来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质，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为了打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杀政策，牵制英国，或是为了对付苏联，周恩来等人制定的暂不收回香港，维持香港现状的策略对新中国的安全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周恩来的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置香港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顾而永远放弃收回香港主权。恰恰相反，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任务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即策略。在条件成熟时，中国必定要收回香港。1957年，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9〕
    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新中国暂不收回香港，维持香港现状，是为了长期利用香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不但对香港很重要，而且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很重要。周恩来不仅提出了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策略，而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首先，鼓励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贸易有许多优势，例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同文同种，有强烈的民族亲情；香港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南中国的门户，北面以深圳河与大陆接壤，西北距华南重镇广州只有150公里，有水陆路相通。但是， 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没有自然资源，不可能有很强的农业和庞大的工业，它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依托中国内地的金融业和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内地对香港的贸易就成了香港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周恩来为了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香港繁荣，鼓励内地同香港的贸易。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总额比解放前大大增长了。1948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总额值为6.1亿港元，入超1.5亿港元，1950年香港对内地的入超一下子转为出超，其出超总额值达5亿港元之多。 这为香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次，保证对香港的供应。居住在弹丸之地的香港人只有依赖内地的供应才能生活下去，如果内地切断香港地区所需要的食物和水的供应，香港就会成为一座“死城”。1925年爆发香港工人大罢工，连卖菜的小贩也拒绝去香港卖菜，垃圾也无人打扫，结果香港成了“臭港”、“死港”，简直无法居住。1960年前后，中国内地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再加上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情时有所闻。但周恩来总理对香港仍然很关心，专门下达指示：香港这个地方日益重要，要做好对香港地区的水、食物、原料的供应，要把这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1962年秋至1963年夏，从内地深圳到香港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水库的水位已经到死水位以下。香港的用水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这种情况很快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并积极支持广东省人民政府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前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了香港供水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支持和直接指导下，1964年2 月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1965年春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香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局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中国内地保证了对香港的供应。这也是香港得以繁荣和稳定的可靠保证之一。
    再次，防止香港动荡。香港虽然没有回归中国，而由英国管辖和治理，但由于地理、人文等原因，香港却无法与中国内地相绝缘。香港的任何风吹草动与内地紧密相关。香港能否保持和平、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所左右。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热浪终于也炙热了香港，5月由一件普通的劳资纠纷， 在香港左翼新闻媒介的鼓动下，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港英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进行了镇压。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6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并号召：“香港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10〕8月北京举行群众大会， 有人喊出了“解放香港”的口号，并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些都使得香港的事态进一步加剧。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下令禁止暴力斗争，香港左翼势力接到来自国内指示，纷纷鸣金收兵，香港的形势才稳定下来。事后，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是极“左”思潮干扰香港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结果，并强调必须维持香港的现状，保持香港的稳定，要防止坏人破坏。他说：“一个是要冲缅甸驻华使馆，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两件事都有坏人，他们想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11〕事实表明，周恩来总理为阻止香港动乱，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周恩来总理从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关于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策略，并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党对香港的政策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的方面是正确的，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三香港不社会主义化
    1953年至1956年底，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仅仅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了我国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形势对香港也产生了影响，在香港有些企业也进行了公私合营，如南洋烟厂。但是，香港有独特的历史和现状，与屈辱的殖民化过程相伴生，香港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之一的同时，也迅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转化为一个纯粹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兼有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双重特征的世界性自由港。为了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把香港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根据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周恩来总理认为，香港应该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不应该社会主义化。他于1957年4月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 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12〕
    第一，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不应受中国内地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说：“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香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13〕
    第二，和香港资本家进行团结和合作。我们党把统一战线作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14〕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15〕周恩来根据我们党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和当时中国内地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香港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我们要和香港资本家进行团结和合作。他明确指出：“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16〕周恩来认为，我们要和香港同胞包括香港企业家在内进行团结和合作，就要尊重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到祖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我们的政策。“现在应该是来去自由，不加歧视”，“有些朋友想要出去过一阵也可以，我们不要抓得那么紧，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17〕
    周恩来关于对香港问题的策略是建国以来为解决香港问题所作出的历史性探索和初步构思，对以后我们党解决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继承周恩来总理关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策略，特别是香港不社会主义化的策略思想，根据新的国内国际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即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18〕。
    注释：
    〔1〕〔6〕〔7〕〔8〕〔11〕《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3、80、82、84-85、482页。
    〔2〕转引拉弗著《进退维谷：香港不确定的未来》第389页。
    〔3〕转引徐彬著《‘97香港回归风云录》第48页。
    〔4〕〔5〕〔9〕〔12〕〔13〕〔16〕〔17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354、355、353、353、353-354、354、354页。
    〔10 〕《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
    〔14〕〔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10页、下册第69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