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
    爱国主义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的主题，既有对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有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它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震憾则更为强烈。近代中国饱经外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然而，数千年来形成的华夏文化优越的观念，占据了国人的心灵，中国数度将亡而未亡，助长了“中国不亡”的苟安思想。正如柳诒徵所说：“自从袁世凯以来，所抱持之中国不亡之乐观，专恃各国牵制之势力，以为苟且图存之计，一转而有列国共管之说，又一转而有九国远东之约，而收回胶澳收回旅大退还赔款等事，国民闻之，且欣然色喜，谓吾国势且将由此隆隆日上焉。”〔21〕张季鸾也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萎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杀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此岂吾民之果健忘哉？徒以自恃其不可亡，而未真切感觉危险之故耳。”〔22〕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局，打碎了国人“中国不亡”的美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除呼吁国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三省皆沦陷，淞沪成焦土，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23〕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各民主党派都纷纷发表文章或宣言，呼吁团结抗日。一切有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以“书生报国”自许，为民族抗战鼓与呼。
    郭沫若冲破重重阻力，别妇抛雏，毅然从日本回国，投身于民族抗战事业。他以笔为剑，发表大量的抗战史论，歌颂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的传统精神，〔24〕痛斥日本法西斯反文化的“兽性”，揭露其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精神的阴谋，大声疾呼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以反击敌人的文化进攻。他身体力行，编著一系列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南冠草》，旨在表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时代主题；《屈原》，再现了一个爱国忧民、主张正义、坚持气节的民族诗人形象。吕振羽在后方文化战线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认为中日战争“是代表人类前进的中国民族和反动的垂死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只要中国人民“团结奋起”，就一定能阻遏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神风”。〔25〕他积极进行对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批判，与国内外反动的学术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翦伯赞同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史学活动。他在其史学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中针对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对抗战前途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来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逻辑，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向，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必将胜利。翦伯赞还注重对历史上反侵略民族战争的研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供抗战借鉴。华岗不仅撰文批判帝国主义侵略史观，而且写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此外，范文澜、侯外庐、吴泽、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将史学研究与抗战事业联系在一起。
    不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此，一切有爱国心的史学家无不以抗战救亡为己任。如顾颉刚不仅倡导边疆史地研究，而且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主张；创办《文史杂志》，弘扬民族文化。身处沦陷区的陈垣，大力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宣扬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吕思勉在抗战期间沦陷的上海坚持历史教学和研究，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民族士气为己任。柳诒徵、缪凤林创办《国风》半月刊，以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增强国人的自尊自信，最终达到复兴中国的目标为办刊宗旨。钱穆在抗战时期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如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大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其《国史大纲》更强调历史文化对培养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揭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激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著名史家侯外庐回忆说：“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躲到美国去做学问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26〕正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历史学家作为富有忧患意识的一群，起而用学术研究为抗日服务，发扬蹈厉民族精神，倡行爱国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勃兴是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素有立足现实、参与现实的优良传统，近代史学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苦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深广基础的社会思潮，也给中国近代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学就是围绕救亡图强这一思想主题而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很快出现了一批记录战争过程总结战争失败教训的战纪史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士大夫震惊于西方殖民者武力叩关之余，开始放眼国门之外，探研世界大势，以求“御侮之策”。如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念，继之而起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战纪史著同样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以当代人写当代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开创了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先河。
    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日本，给中国士人的震惊是巨大的，他们惊呼这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优越的观念开始动摇了。随之兴起的维新思潮，反映在史学建设上就是外国史著编译热潮的兴起，他们注重考究各国的变法史实，以为中国维新变法的借鉴。爱国志士们还注重亡国史的编著，总结各国灭亡的教训，以警示国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更进一步加深，爱国志士对各国亡国惨史更为重视。他们认为，读亡国史，可以使“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而惧我之为波兰，惧我之为印度，惧我之为埃及、罗马，积惧而奋，积奋而团，积团而竞生存。”〔27〕他们作亡国史，其目的是使中国同胞“把那亡国过去的事迹，比较中国现在的情形，才好抖擞精神，造就未来的中国”。〔28〕
    这一时期兴起的国粹主义史学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其爱国情怀。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军事、经济的入侵，是“欧风美雨”席卷中国，《辛丑条约》签订使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落千丈，崇洋媚外思想泛滥。于是一批抱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试图以倡导“国学”、保存“国粹”、阐发民族主义思想来激发国民的保国之心，以挽神州陆沉。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人物的爱国事迹可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如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业绩的介绍和宣传就非常多，这对激发和启迪国民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投身到反帝反清的民族独立斗争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登上中国史坛。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特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使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史学升华到一个崭新高度。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我们不难发现它对近代爱国史学传统的诸多继承。《禹贡》学派致力于边疆史地的研究，继承了鸦片战争前后实学思潮鼓荡下的西北史地学派的余韵，他们也自认是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二回发动”。庞杂的回归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救国”论，“读史救国”论则明显是对世纪之交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的继承。至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理论起而为实证的研究，更饱受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染。可以说，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在新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延续和升华。
    三、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在近代中国，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与政治如影随形。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史学为其政治主张服务。面对强敌压境，是主张抗战还是主张投降，是“爱国”和“卖国”的分水岭。抗战时期的史学，必然反映这个最大的政治。因为有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以才会有民族主义史学、爱国主义史学。当然，史学不完全等同于政治，但二者确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废必然影响到爱国主义史学统一战线的存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一切主张抗日派别的联合，其间充满了矛盾和分歧，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同样是一切主张抗日的史学派别的联合，矛盾和分歧自不可避免。
    以史学思想论，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置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预示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它在文化上反对复古守旧、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兼收并蓄、批判继承。有保守主义史学，鼓吹“国粹”、“国魂”，主张“读史救国”、“文化救国”，通过引导国民回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的爱国情感。他们往往反对外来文化的汲取，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复古、守旧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但它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抗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属于爱国主义史学阵营。还有一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坚决反对复古，主张改良政治，但同时又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各派之间充满了矛盾，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时，又能求同存异，共赴国难，齐集于爱国主义旗帜下，显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其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首先，它唤醒了国民的民族意识。中国先民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反抗异族征服的民族英雄事迹，舍生取义、高风亮节的志士仁人，创造发展灿烂民族文化的杰出人物，无不通过史家的史笔展现在国人的面前，使他们意识到生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而世界亡国之惨状，中国近世积弱积贫，屡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又使他们意识到生为中国人的忧愤和责任。
    其次，它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及不屈于外来征服的文化传统，使人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中华民族必能焕发出青春活力去战胜强敌。爱国主义史学对帝国主义侵华理论的批判，对汉奸投降理论的驳斥，对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进步必然战胜反动这个历史法则的揭示，使国人对胜利前途充满了信心。
    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在史学史以及思想史上更有其光彩的一页。它锻炼了一大批立足于中国现实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队伍。吕思勉、陈垣等由民主主义的爱国者向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转变，都对中国史学后来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思想史上，它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它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主题，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永远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它的光彩，其中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去开掘，去研究。
    注释：
    〔1〕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2〕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14号。
    〔3〕引自《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朱希祖》第五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59年出版。
    〔4〕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半月刊， 第5卷第1期。
    〔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
    〔6〕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5 页。
    〔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8〕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
    〔9〕章太炎：《中华二千年史》“序”。
    〔10〕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
    〔11〕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第1卷12期“编后”记。
    〔12〕〔13〕《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4〕禹贡学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禹贡》半月刊第7 卷1、2、3期合刊号。
    〔15〕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2号。
    〔16〕有关论文有：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载《东方杂志》第26卷24号；缪凤林：《中华民族由来论》，载《史学杂志》第2卷第2、3期。
    〔17〕〔18〕〔19〕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
    〔20〕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评侵略主义的历史观》。
    〔21〕柳诒徵：《自与他立》，《学衡》第43期。
    〔22〕〔23〕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大公报出版社1932年出版。
    〔24〕郭沫若：《文化与战争》，《沫若文集》第11卷。
    〔25〕吕振羽：《日寇侵略之史的认识与历史给予我们的试炼》，《中苏》半月刊1940年第4卷第1、2期合刊。
    〔26〕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7页。
    〔27〕《江苏》第3期，“社说”。
    〔28〕《杭州白话报》第15期（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