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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对历史评价所产生的影响，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在理论上是这样，事实上更是如此。例如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旧时代的史学家们大多指斥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是“匪患”、“叛乱”，妄加指责，极尽诬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封建史学家的谬误，给农民阶级反抗斗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其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正确评历史的结果；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公开承认，他们站在历史上被压迫阶级一边，当然要把被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从主体上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由于受阶级的、政治的情感潜在的驱动，在评价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时出现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农民“革命”说，许多论者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农民“革命”，而扭曲了“革命”是对物质（或事物）飞跃性质（或质变性质）之界定的本意。再如论“起义”，把封建社会来自下层的一切对统治者的反对行为统统看成“起义”，忽视了封建社会必然存在的匪患与各种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实质上是高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与统治水平。我们还可以对辛亥革命中程德全的评价为例，展现阶级情感对历史评价的影响。在史学界，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立宪派、旧官僚都是受批判的对象，于是程德全亦受非难，被描绘成“摇身一变”，用竹杆挑下几片房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的投机官僚。得出这一结论的障目之叶不是别的，正是程德全的阶级出身。笔者认为，这是有欠公允的。程德全是清末一位开明官僚，“保境安民”是他的为官宗旨，无论在黑龙江，还是在江苏任职，一贯如此。他积极主张实行立宪，但由于清政府立宪骗局的暴露而失望。1911年11月初，正值湖北汉口革命军失利，上海独立时，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对稳定江苏地区政局，壮大长江下游反清斗争实力，巩固上海、减轻湖北革命军的压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独立后，程德全积极联络友军，纠集兵力，相互配合，攻克南京，不仅拔除了清军在江南的重要战略据点，而且使长江中下游革命势力联成一片，长江以南不复为清朝所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程德全为维护内部团结，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综观以上，说他“投机”革命是不正确的，但不知象程德全这种身份的人怎样做才可称得上不是投机？同样的问题，还曾分别存在于对石达开、韦昌辉等类人物的评价中。
    政治情感对历史评价的影响，也是令人深憾不已的。 例如， 关于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受苏联史学界影响及政治情感的左右，坚持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苏反共事件，直到近年，还有人认为，导致发生中东路事件的原因是：“奉系军阀对苏联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怂恿东北当局反苏”、“张学良制造中东铁路事件是极力讨好蒋介石”（《学理论》1992年第2期）。最近， 史学界开始了对中东路事件的重新评价，有的作者得出了新的结论：“中东路事件绝非单纯的‘反苏反共’事件”；“所谓中国东北当局收回中东铁路权益，是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鼓励’、‘同意’和‘至少善意中立的保证’等说法，也纯属无稽之谈，无任何材料来证实”；“所谓‘反苏战争的前奏’事实上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实际是服务于苏联民族利益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的表现”；“是中苏两国站在各自不同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一次民族冲突，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族独立的具体表现”（《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这是突破政治情感束缚的良好开端。但我们还需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情感的障碍依然存在，许多历史存在并未被客观地揭示清楚，如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修筑“五路”对中东路的影响；东省特警处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法律依据；苏联首先对华诉诸武力，是否违背了其所加入的国际《非战公约》；如何正确评价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态度和立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史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也是进一步突破政治情感掣肘的艰难所在。
    至于民族情感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哈巴罗夫本来是17世纪沙俄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急先锋，却被原苏联史学界誉为实现“新的地理大发现”的“民族英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兽行，而日本部分反动分子却否认事件的存在。民族情感遂使历史存在遭到如此玷污和歪曲。这些是最典型的简单事例，有些则虽不明显，但非常复杂，如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在华影响的评价问题。毫无异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但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事物，注入了新的社会经济成分，“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26页）。长期以来，史学界遇到这一问题时，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引用圣哲之言以图慎重。这除了特定的政治环境之外，主要是民族情感的作用。仍以中东路为例。在我国史学界，研究重点在对沙俄利用中东铁路疯狂侵略、残暴掠夺的揭露方面，而在对中东铁路对东北地区客观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却难成比例。实际上，加强对后者的研究，对从历史上充分认识东北地区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发展变化，对现实是有益的。中东铁路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确曾发挥过客观积极作用，这是应当承认的。在铁路修筑过程中，沙俄大量从中国关内征用劳动力，使长期封禁的东北人口有所增加，有利于该地区的开发；沿铁路线出现了一批城市、集镇，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外国资本影响下产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了新的面貌，等等。如哈尔滨，正是借中东铁路枢纽作用发展起来的，但我国许多学者还在反复论证中东路修筑之前哈尔滨已是大集镇，试图证明中东铁路对哈尔滨的兴起与发展所起作用的最小值。这种不适当的过强的民族情感制约，是我们不应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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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评价活动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情感性与科学性的冲突问题，因为历史评价本身就是极富情感的。由于情感来源于现实，历史评价则是判断过去，所以便产生了历史评价与历史存在之间的差距。虽然人们竭力依据历史资料来再现历史，使自己置身于历史环境，历史主义地评价历史，然而，这种再现多属理念的，往往在情感的的误导下进一步走向相对。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情感这只无形的手，历史评价只能如无限分割一样越来越接近历史存在，当然这是相对的，绝不会与历史存在合二而一。但人类在情感面前不会完全被动，丧失主动，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历史评价中的情感性会产生越来越强的自抑力，不断缩小历史评价与历史存在之间的距离。
    如何正确把握情感，减少情感与科学间的冲突，尽量使双方达到融洽？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第一，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相对准确（或基本准确）的史实，是科学评价历史、减少情感作用的基本条件，但要使史实接近准确，却非易事。旧史家们记史时情感因素的影响，文人骚客文学修饰的含蓄，圣哲先贤“微言大义”的艰涩，的确增加了认清、评判历史的难度，何况时过境迁又为此蒙上了一层厚纱。要增强史实的准确性，首先要大量占有资料，详加考订，以真实的史料，保持史实的相对准确性，离此而他，则会走向错误，使情感在历史评价中被误导。如在论述中东路战争时，有人得出了“中国东北边境要塞几乎全被攻克，张学良也差点被俘”的结论（《黑河学刊》，1992年第4期）， 这与崔可夫在《一个顾问的回忆》中所说张学良被俘如出一辙。惠德安先生曾在《张学良将军轶事》一书中批驳崔可夫：“说张学良将军在‘防俄’战役中，曾亲自到过满洲里前线指挥作战。这是没有的事，说法完全错误；书中又说，苏军把张学良俘虏了去，还受到优待，也是没有的事，尤其荒诞不经”（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惠德安当时在东北海军江防司令部工作，他的回忆是属实的。不正确的史料，会严重影响情感，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评价。上举之例，如不被考证，则人们对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看法会大打折扣，情感被误导，历史评价将进一步远离历史存在。再比如对方伯谦的评价，之所以有人认为他死有余辜，有人则为他鸣冤争辩，情感上出现极大的反差，主要原因就在于史料的挖掘与应用上。在历史评价得出结论以前，采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方式，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态度，会有效地预防出现情感对历史评价产生不利影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