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统治阶级也有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为什么他们被推翻？推翻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统治阶级的被推翻，不在于他们有顺应社会发展的一面，而恰恰在于他们顺应社会发展的一面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远远落后于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需要，况且他们为维持其统治利益，更多的是采违背社会发展的取向，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被统治阶级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在于他们的先进分子不断地认识到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不仅是被统治阶级的敌人，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滞碍力量，因此动员、组织被统治阶级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动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滞碍社会发展的统治者，力图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扫清道路。
    但必须指出的是，被统治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中国革命的力量不仅仅包括这两个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中分化中出来的部分力量。特别是一大批先进的、革命的、与工农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参加力量，而且其优秀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引导者和工农阶级的启迪者。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虽然从根本上是靠革命推动，但除此之外，还有非革命性质的，各种近代化社会因素的引进、滋生、成长。而在这后一个过程中，几乎各种社会力量都不同程度的发挥过一定作用。有时，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在引进不同的先进社会因素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是该时代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综合运动的结果。
    四、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勿庸置疑的。
    但必须明确：反帝反封建不是终极目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要攫取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的获得又是以最大限度的破坏中国的主权完整、甚至是以灭亡中国为前提的。因此，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因其与帝国主义的密切结合而成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障碍，而且因其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必然采取的反动的政治取向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滞碍。从清末的洋务派到北洋军阀、国民党蒋介石，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曾经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东西，进行了一些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但在政治上莫不极力的维持封建主义之“体”，尽管有时他们也将这种封建的政治挂上资产阶级民主之表。这种政治上的反动取向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最大敌人。因此，反帝反封建成为清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必然选择和必经途径。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依靠先进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有待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真正独立富强，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的社会意识的清除都有待于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欲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的近代化，又不能等待中国社会自身生产方式的发展（如待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自身的进展而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那就会更加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步伐，中华民族将更加危殆。我们说顽固派颟顸的危害，正在于此），必须向西方学习。帝国主义以先进的工业技术向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以先进的军事技术向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反动统治者亦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武器来统治、压迫中国人民（包括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来统治、压迫中国人民，从此意义上看，反动统治亦是服膺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但同时，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亦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不论），这些侵略一是输入和促使中国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客观上开始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二是这些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输入和引进，造就了中国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三是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武器为革命力量所夺得、所学会，也就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技术力量。事物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中国人民欲完成独立、民主的进程，必须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欲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又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武器，直至先进的生产方式。从此意义上说，反帝反封建的过程，又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就造就了清除帝国主义侵略、推翻维持其在中国侵略利益的封建统治、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力量。中国近百年史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
    我们强调反帝反封建不是终极目的，是为了说明反帝反封建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开辟道路，是为了促使中国尽快实现近代化。这一命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反帝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盲目排外的思想倾向和实践活动，这种倾向的惯性发展，使我们在建国后仍然有许多盲目仇帝、排外的取向，出现大批特批洋奴哲学，无视学习西方、引进与卖国、全盘西化之间区别的现象。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出现盲目否定传统，全面否定过去的现象。这种做法，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过无穷的危害。特别是在这种惯性的作用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仍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忽视，甚至忘却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忘记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主要目标，从而在方向选择上仍然陷于阶级斗争的框子里，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从反帝国主义出发，而没有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站在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去审视世界和中国，从而调整中国的整个发展战略，这就是中国虽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清除了社会的发展障碍，但在这之后，却没有迅速地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迟滞了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的内在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急遽变动、发展的时代。对这样一个时代，必须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考察、研究，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亦应以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基准，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并为今天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注释：
    〔1〕参见徐松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发展阶段论略》， 《求索》1990年第2期；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王继平《洋务运动与现代化》，《湘潭大学学报》1990 年第3期；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3〕《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0日。
    〔4〕王东《中国经济起飞的新道路--中国、东亚、 西方现代化比较研究》一文认为：“近代工业化经济起飞依据的是牛顿经典物理学引起的近代工业生产力革命；现代社会化经济起飞，依据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先兆的20世纪科技革命造成的现代全球性的生产力革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5〕王继平《洋务运动与现代化》。
    〔6〕参见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 年12月版；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