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都曾以史实为根据，严厉批判一些起义者的杀人残暴行为。吕振羽多次指责张献忠“到处乱杀”，历数他屠锦州、杀妇女的行为是“无阶级立场的反动性行动”，尤其是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后，“比过去更乱杀。”吕振羽在引用《明史》的一段记载后，公正地指出：“这虽则是献身仕清的汉奸张廷玉等的夸大，但张献忠实行乱杀，四川人口被屠杀为数颇大，清初由‘湖广填四川’却是事实。所以张献忠领导的农暴，在这方面，完全是反动的。”吕振羽还指出：“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措施。”〔27〕范文澜披露黄巢的罪行说：“黄巢怒市民助唐，纵兵屠杀，称为洗城。”〔28〕这些都反映出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事实求是的学风。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理论模式时，史学家们都能从历史的真实状况出发，对农民起义中的具体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扩大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范围
    扩大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范围，是农战史严重失实的又一重要原因。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所导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并明确把汉代的项羽、刘邦及隋代贵族李密的起义列在农民起义之中。
    然而，历史学毕竟应该有自己的科学规定性。在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中，首先应该明确的概念，即什么是起义，什么是农民起义，什么是农民战争，界定它们的外延与内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项最基本的工作竟没有去做。事实上，古代社会中所发生的武装冲突并不见得都是起义，而历次起义也并不都是农民起义，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各阶层的起义，或是由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即便是纯粹的农民起义，也不见得最终会发展成为农民战争，如果势态扩大的话，则必然形成全社会性的战争。我认为，严格地讲，中国古代有农民起义，却没有农民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撰文论述。
    就秦末战争来说，首先是由陈胜、吴广为领袖的农民起义引起的，而后由以项羽为首的六国贵族的队伍和刘邦为首的中下层平民阶层的队伍参与形成的。在建国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并没有把项羽、刘邦的起义看作是农民起义。范文澜、翦伯赞等人都曾明确指出项羽是代表六国贵族，刘邦是个小地主、农村无赖、野心家等等。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用“农民起义”和“庶民起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描述秦末的起义。他认为陈胜发动的起义是农民起义，刘邦不是农民，所以只能算是庶民（即平民）起义。庶民起义的范围比农民起义更宽泛。范文澜说秦末起义者夺取政权是“庶民夺国”，并说；“秦朝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起义了，而且政权落在平民刘邦的手里了。”〔29〕这表明他对农民起义的范围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也表明了老一辈史学家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
    或许由于毛泽东论述的影响或暗示，在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范围不断被扩大，甚至包括范文澜、翦伯赞的著作，在再版修订时也改变了他们建国前的提法。以至发展到很多学者将利用流民建立自己专制政权的少数民族首领石勒、李特，因跻身于门阀政治的企图失败而起兵夺权的士族地主孙恩、卢循等人，也都列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在历代的正史和野史中，都有许多关于“盗贼”的记载。在农战史研究中，这样的记载和描述都被统统说成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和农民革命的诬蔑，并把盗贼算作是农民起义。这种作法显然缺乏科学的分析。在中国古代，“盗贼”是一个法律概念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概念，并没有阶级分析的因素在内。凡是有害于社会公共治安和政权统治的人，都被统称为盗贼。史书中有关“盗贼”的记载，即是以此为标准的。具体分析古代史书中所记载的盗贼的身份，可以看到，虽然多是走投无路的流民饥民，但也有不少其他阶级或阶层的人，有的是对抗官府的豪强地主，有的是铤而走险的野心家，有的是复僻旧皇朝的贵族，不尽相同。这些“盗贼”都不是农民，他们的所作所为，自然更不能算是农民起义了。即便是农民，由于苛政难以为生，在很多的情况下往往只是结集起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先是以此维持生计，再是获取财富，没有什么行为的准则，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样的行为不能算作起义，这样的“盗贼”也不应该算作是农民起义。在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中，对于“盗贼”的身份、动机和行业不进行具体的分析，便一律算作是农民起义，显然是严重的失实。
    四、运用史料的不良学风
    由于上述几个理论问题的影响和误导，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在运用史料方面，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学风，主要表现为随意确定史料的真伪、断章取义和对史料的歪曲几个方面。
    如对官修正史中所记载的张献忠、黄巢杀人如麻、以血洗城、奸淫焚烧的史料，以及对李自成决黄河马家口大堤水淹开封的记载，很多文章都说是不可信的，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此外还有很多具体事情，如张献忠起义前曾为明政府军军士的经历以及方腊作为漆园主的出身等等，也都如此。这种不经考证而仅仅凭着现代阶级分析的推论，便宣布史料不可靠的作法，显然是一种违背科学的不良学风。这些学者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在这上面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这就是他们研究或著述农战史时所用的史料，百分之九十以上也是正史中记载的，他们并没有说这些史料是不可信的，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是诬蔑和捏造。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董仲舒的一段话，说秦王朝自商鞅变法之后，“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戎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30〕在农战史中这段话历来被当做信史反复引用，说明秦皇朝的暴政是引起动乱的原因，并没有因为《汉书》的作者和董仲舒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宣布这些不可信。
    从实际情况来看，旧史书也并不象用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那样，一味地歌颂地主、诬蔑农民。在官方的正史中，也有许多对起义者良好风纪的记载。例如《旧唐书》中多次描写唐末起义军杜伏威的某些队伍纪律严明，深受百姓欢迎。如阚稜“令行禁止，路不拾遗”，王雄诞“每破城镇，约勒部下，秋毫无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为之流涕。”〔31〕这些史料都被农战史用来证明农民起义军的伟大。
    由此可见，在农战史中这种运用史料的不良学风，即是：凡是符合自己需要的，就是信史，就拿来使用。凡是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就宣布它是不可靠的，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或捏造。这种做法根本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