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亦即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下简称为民主革命派）在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在中国传播着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缺乏系统与整体研究。本文拟就此课题作一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但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即民主革命派却一直不断地对它进行了介绍与宣传。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当时欧美日本各国社会革命运动蓬勃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正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因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国家政治大权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运动也因此逐渐兴起并且蓬勃高涨，极大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正如列宁1912年7月15日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所指出：“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1]当时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民主革命志士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上述弊病，并看到了社会革命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孙中山于1905年10月20日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为了使未来中国不“袭欧美日本之故辙”[3]，孙中山等等民主革命志士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顺应了时代潮流，走上了探索中国的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中国传播着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来看。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上已经开始得到了一些传播。虽然19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却是在90年代以后。1898年，上海的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人克卡朴撰写、胡贻谷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当时书名译为《泰西民法志》）。该书第七章谈到了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评介了马克思的生平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该书是最早提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出版物。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登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一文，文中说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的“安民新学”是指社会主义，“主于资本”是指马克思和他所写的《资本论》一书。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从1903～1904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和《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再次提到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梁启超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外，1902年以后中国知识界在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日本人撰写的一些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如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的《广长舌》，1903年2月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撰、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5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了幸德秋水撰、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了村井知至撰、侯士绾译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著作都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总之，在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在中国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传播。这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陌生，从而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派在中国社会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最后，从民主革命派自身的情况来看。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他们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当时都充满着革命精神与进取精神，因而在从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正在西方盛行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思潮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民主革命派当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顺应了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潮流，同情和介绍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还力图从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收一些对他们本身很有裨益的成分，以利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利于他们进行中国的“社会革命”。朱执信1906年1月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公开说道：他之所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等“数子之学说”，其目的就是使这些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4]这反映了民主革命派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普遍心理。总之，民主革命派当时之所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与他们自身的情况有关。
    由上可见，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在中国社会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它是当时国际时代的产物，是民主革命派顺应时势的结果。
    二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加以考察，那么20世纪初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一）辛亥革命时期；（二）民国建立最初几年；（三）五四时期；（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下面拟就各个时期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分别进行叙述。
    第一是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民主革命派在从西方寻找真理时开始受到正在西方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要以朱执信和宋教仁及廖仲恺为代表。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体现在他于《民报》第二、三、五号上所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诸文中。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宣传：其一，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世及革命活动。如马克思“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笃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曾创办了革命刊物《德法年鉴》。“嫣及尔（恩格斯）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利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恩格斯“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朱执信还对马克思在革命运动方面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赞扬：“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而其功，实马尔克……等尸之。”朱执信的这些介绍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敬佩之情。其二，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部分内容。如首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乌托邦”；介绍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阐释《共产党宣言》关于“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还承认现实中存在阶级斗争：“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指阶级斗争）”；接着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私有财产权和改造社会的十条措施。他还宣传了《共产党宣言》所产生的伟大影响：《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法国、德国的劳动者受其影响，“与富豪抗”，“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这些介绍体现了朱执信同情与倾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其三，介绍了《资本论》中的部分内容。如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阐述了雇佣劳动是工人贫困根源的思想；也宣传了马克思资本来源于掠夺的主张。而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甚至还宣传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5]朱执信在《民报》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上述介绍与宣传，虽然并不系统，但是能够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情况，知道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与资本剩余价值学说中的某些主张，弄清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上广泛传播减少了思想阻力。正因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朱执信评价甚高，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指出：“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6]除朱执信以外，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志士宋教仁也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介绍了第一国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简史，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中的几句话和“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另外廖仲恺在《民报》第7号上选译了美国柏律氏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其中介绍了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的活动，也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万国之劳动者团结！”所有这些表明了民主革命派勇于追求真理的热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是民国建立最初几年。这一时期，随着清帝的退位和民国的建立，民主革命派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已成了中国当务之急，于是仍然宣传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体现在他于1912年10月14～16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讲中。在演讲里，孙中山首先赞扬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这便肯定了马克思的学说是系统的理论，对当时社会主义研究者有重要的影响。其次，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孙中山作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却向当时中国人民宣传了共产主义学说。孙中山说道：“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孙中山又认为共产主义在“数千年后”才能实现。另外，孙中山还宣传了马克思的“资本公有”理论：“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7]。孙中山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些介绍，虽然比较片面，但是由于孙中山当时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首领人物，又在民初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所以他的上述介绍在当时中国社会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是五四时期。这一时期，民主革命派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要以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林云陔、李人杰、马君武、徐苏中等人为代表。由于这时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中国的无产阶级也逐渐地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与之相适应，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成了历史的必然。当时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主流，中国社会上形成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这种情况不得不对民主革命派产生影响。与辛亥革命前后相比较，民主革命派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参与传播的人数有了明显增加，而且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他们首先称赞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胡汉民在《建设》第1卷第5号上撰文指出：“但到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思和他友人恩格斯”[8]。戴季陶在《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上也撰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9]；“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10]。这反映出当时民主革命派普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抱有好感。其次，民主革命派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并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如胡汉民在《建设》上撰文指出：“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11]；“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12]具体说来，就是：“一、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二、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三、社会的生活如何，社会要求如何，直接支配哲学者之头脑，而一种哲学发生，还令社会受其影响。但二者比较，有迟速大小之不同。……”[13]胡汉民的这些介绍基本上是正确的。胡汉民还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的实际问题及某些历史问题。如他在中国首先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哲学史（1919年10月1日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研究伦理道德问题（1920年1月1日发表《阶级与道德学说》）、研究家族问题（1920年5月1日发表《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及妇女解放问题（1919年7月27日发表《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从而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领域。这当然是难得的结论。五四时期，朱执信也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分析问题。如在谈到兵的心理时，他指出：“兵的心理，几乎可以说，全是兵的生活做出来的。”“他们的心理都被他的生活酿成，但是不能一天改变他的生活，就立刻变了他的心理。”在谈到人的“所有欲”即私有观念时，他又指出：“所有欲虽是人的心理上另有基础，不是拿两句理论上的说话，可以打得破的。却是他这个基础，还是因为有不正当的‘所有’事实刺激出来的。所以把这个事实去了，这个感情将来也可以跟着消灭的。”[14]这就是说，私有观念来源于私有现实。这些表明，朱执信开始用唯物史观从经济生活领域来寻找社会心理及其它意识形态变迁的依据。总之，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不少人不仅宣传唯物史观一些基本原理，而且还运用这些原理来分析问题，从而扩大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影响。另外，民主革命派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如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作了比较准确的介绍：“所谓阶级，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经济阶级，大抵一方是经济上压服掠夺他人的，一方是被人压服掠夺的。”胡汉民还根据《共产党宣言》宣传说：“虽依于时代其对立之形式不同，但过去之历史，总不外为阶级对立之历史，……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5]他还进一步宣传了阶级斗争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把一个经济行程，说得一丝不乱。凡是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尚且要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才能发生。阶级斗争中所谓最后之胜利者，更靠作成于旧社会母胎内，使能解决敌对之必要条件。”“社会组织之改造常依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行”。“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阶级斗争的最后解决，也是因这个原故。马克思的话，实在没有矛盾。”[16]胡汉民的这些宣传有助于当时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朱执信此时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不仅承认现实中存在阶级斗争，而且承认“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17]。他还认识到：“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18]。显然，朱执信已将阶级斗争的根源同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联系起来了。他也指出，阶级斗争具有许多种形式，如“用炸弹手枪，是阶级斗争”，“用小册子，用演说台，也是阶级斗争”；“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19]。这表明，朱执信已经认识到，阶级斗争既有暴力也有和平形式的，既有政治也有经济的。这是难得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朱执信进一步宣传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造中国。他把革命和消灭阶级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指出：“要想改造现在的组织，自然要拿劳工做中心。劳工的武器，就是罢工了。”“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20]朱执信的这些认识已经接近马克思主义。此外，朱执信还宣传了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和革命士兵的“阶级的自觉”才能实现[21]。显然他这一时期已开始向新民主主义者过渡。最后，民主革命派中的戴季陶甚至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四时期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撰文指出：“我对于社会主义，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22]他还宣传了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经济是决定人类社会构成形体的，工具是决定经济的组织的。一旦工具发生了大变化，于是生产、分配、交换、交通，一切社会之经济的条件都要随着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形体没有不随应用工具的变迁以为变迁。每有一种工具的发明，社会的构成上一定受很大的影响。”“工银问题和工作时间问题是相连带的，是拆不开的。倘若工银不能加多，工人的生活不能改良，时间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资本家所以能压制劳动者，强迫劳动者多作工，他们全靠工银来作武器，使工人不作多时间的工，就不能得到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工银。”[23]戴季陶的这些宣传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赞赏。总之，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比较广泛的宣传，其中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上的理解与宣传还有一定的深度。他们的上述宣传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亦为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准备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