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对本世纪50年代末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进行探讨。这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又能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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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0年代末，究竟是否存在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呢？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探讨。而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在50年代末，即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以后的确存在着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首先，当时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中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改变“八大”关于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不少人开始忽视中国的国情，认为应该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度来从事中国经济建设，在十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等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就提出：我国争取15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11月18日毛泽东又说，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①]。1958年7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也说道：“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②]1958年6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中也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③]1958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年超过英国》报告中也同样指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实现水利化。”[④]以上种种能反映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所广泛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心理。
    （二）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也同样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50年代末，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急切地希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快，指标要求过高，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与急于求成的心理。1958年2月19日至20日，中共广东省委分别召开省委会议和地、市、县委书记电话会议，决定广东各地要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干劲，打破常规，重新修订各项生产计划，全省的工业生产及所有工作必须同时跃进，在极短时间内组织起一个全省范围的革命高潮[⑤]。195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中也指出：“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目标，将会在出乎人们意外的短时期内达到。”[⑥]当时山西省洪赵县竟认为，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89000斤。中共洪赵县委指出：“这种设想显然在目前还不是现实，但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⑦]1958年10月28日，河南省范县甚至规划了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县委书记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时指出：“人民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⑧]类似的材料，不胜枚举。这反映了当时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中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地方领导产生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央领导急于求成的心理有关。正如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所指出：“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的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急躁情绪”便“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
    其次，当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比较普遍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工人中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50年代末，许多工人也有急躁冒进的偏向，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短时期内将赶超英国，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规律。1958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冶金工人孙德和说道：“我们有优良的条件在短期内提前完成党与毛主席提出的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一号召。”[⑨]1959年8月，武钢工人举行誓师大会，决心在8月中旬优质高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生产的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炉与炉、班与班之间的红旗竞赛，力争优质再优质，高产再高产[⑩]。1959年10月26日，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交财贸等战线先进职工代表大会，6000名工人代表在会上提出并通过了10年赶超英国的口号[11]。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全国工人中所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的情绪与急于求成的心理。
    （二）在农民中也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50年代末，许多农民也脱离实际地主张实现高指标，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大跃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和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民提出山药“计划产量从每亩二十万斤直到一百万斤”，甚至“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试验场平地上，“计划培育每棵五百斤的白菜”；小麦“想要亩产十二万斤”；“人们还要叫棉棵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12]。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断言：“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13]而在山东省寿张县许多农村公社里，“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镇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14]总之，在当时中国农村地区，许多农民为了农业与粮食生产大跃进，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心理现象十分严重。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又说明了什么？》便指出：“现在我们已完全有把握可以说，中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中国人民按照需要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完全破产。”这正反映了当时我国农村地区农民所普遍存在的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心理。
    （三）在科技文教战线工作者中也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在科技战线上，1958年8月20日，中央科学小组和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把实现12年科学规划的时间大大缩短，认为苦战3年，就可以基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提前5年，即在1962年，就完成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15]。会后，全国科技工作者为实现这个新的科学规划而“大跃进”，产生了急于求成的心理。在文化教育战线上，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目的就是“反掉右倾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当时一些省、市、自治区提出“一年变成文化省”、“今年内普及小学，乡乡有中学”、“今年内扫除文盲”等口号[16]。江苏省计划在3至5年内建立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300至500所，大学生发展到20万人左右。有的县、乡甚至宣布12天之内办起了许多大学，如河南省登封县文村乡一个乡办起了12所大学，方城县建立了300多所文艺学院。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全国科技文教战线工作者中所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心理。
    总之，我国50年代末即1957年9月以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换言之，急于求成的心理在当时已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心理。这时举国上下、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而又急切的心愿，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尽快地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所指出：“我们要在15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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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末全国性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形成，决非偶然，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有关的。
    其一，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容易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产生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中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这种客观现实使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都希望用比较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正如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中所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其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必要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长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50年代末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则知之不多，尤其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认识不足，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必要经验，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这使得长期从事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更容易犯急性病，更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985年8月28日所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①⑦]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本来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18]但事实上，到了1956年，三大改造却提前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激励着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加快发展经济的步伐，从而促进了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形成。还在1955年12月，毛泽东从当时农业合作化进度极快中就受到鼓舞，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提前完成，那么“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还认为同样“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9]而到了1956年11月也即三大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仍然说道：“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2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迅速的成功给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所产生的影响，激励他们扩大和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速度，从而更加促进了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