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也促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形成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但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反右扩大化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的做法，说成是“右倾”、“促退”，当作“右派进攻”，还把党外对1956年冒进造成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张局面的批评也当作“右派进攻”，使党内外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压制和批评，这样以前出现的冒进情绪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更加迅速发展起来，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更加形成。
    其五，当时国际环境也便于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形成。50年代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全面封锁，并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这对新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此时开始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也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尤其是东欧国家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稳定迅速地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苏联甚至还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总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充满了生气与活力。正如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所指出的：“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社会主义力量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走上坡路，……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这也给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定的影响，促使他们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从而促使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的形成。
    总之，50年代末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是当时国内国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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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虽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望，但由于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因而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
    （一）“三面红旗”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直接产物与反映。从心理学上来讲，任何一种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良好的或健康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加速社会的发展。而不良的或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急于求成正是一种不良的社会心理，因为它忽视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等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正因此，它不利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当时人们的实践中直接导致了“三面红旗”的出现。“三面红旗”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直接产物与体现。首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冒进心理指导下形成的。1958年5月，在急于求成这种全国性社会心理气氛笼罩下，并由于这种心理起了支配与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实践证明，这个总路线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其次，“大跃进”也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产物与体现。由于处在急于求成社会心理氛围下，由于想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所以中国共产党人1958年决定发动“大跃进”。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兴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另外，人民公社也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产物与体现。由于当时人们都急于求成，急于将生产关系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因此从1958年8月开始全国出现了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农业合作社小社并大社，越并越大，导致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且是一哄而起。“三面红旗”的出现，严重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农村问题开始严重起来，市场供应紧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与阻碍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这正是当时全国性急于求成社会心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出现也与50年代末急于求成社会心理延续发展密切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首先是左倾理论的发展，而左倾理论始于50年代末急于求成社会心理。在50年代末，形成了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党和人民群众开始产生了急躁情绪，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在这个左倾冒进的社会氛围里，左倾思潮难于纠正与抑制，长期发展下去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出现。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50年代末期急于求成社会心理长期积累并且急剧发展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1985年8月所指出：“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21]
    （三）50年代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甚至还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心理学上来讲，社会心理具有继承性。某种社会心理一旦形成，便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社会存在的性质和状况已经改变了，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们有关的一些社会心理却沿袭下来，形成传统习惯和风俗，牢牢地控制着个体和群体。这就是社会心理的继承性。急于求成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同样也具有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使急于求成这种社会心理形成后极难改变，积淀下来，形成一种牢固的社会势力，表现出极大的惰性。弄清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50年代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产生以后到60年代初中国仍然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为什么当粉碎了“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当时又继续犯“左”的错误，如经济建设上又发生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什么甚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还有人存在左倾冒进的思想？原因之一就是急于求成这种社会心理具有继承性，并表现出了极大的惰性，以致于我党自50年代末以来多次进行过反“左”斗争但仍未完全消除这种极左的思想。由此可见，50年代末所形成的全国性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对后来乃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较深的消极影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自50年代末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未能顺利地与正常地向前发展，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基本上结束了这种局面。但左倾思想并未完全消除，在今天仍有彻底根除左倾思想的必要。
    考察了50年代末全国性急于求成社会心理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急于求成的思想在今天有时仍然还在作怪。我们更从中认识到急于求成思想的危害性与消极性，从而坚定了反“左”的决心；还认识到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而广大群众良好的、健康的社会心理是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广大群众社会心理的作用，要注意他们的社会心理动向与特征，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11][15][16]李默主编：《新中国大博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233、257、253、253、240、257、267、142、292、298、261、244页。
    ⑦《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51页，转引自王学启等著《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82页。
    [12][13]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14]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载《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
    [17][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9-140、136-137页。
    [18][19][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38、223、315页。
    【参考文献】
    [1]李默主编：《新中国大博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2]《人民日报》1956年6月、1957年12月、1958年1至9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5]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6]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