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国情问题的认识就是在这种曲折、反复的探索中深化的；国情理论也是在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独特的中国国情，决定了国情探讨必然是曲折的。没有丰富的长期革命实践的积累，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企图一帆风顺地、一蹴而就地认清中国国情，只能是一种幻想。对此，毛泽东曾作过明确概述：“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d]
    三探讨的重心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国情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社会性质。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决定对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它无疑是认清中国国情问题和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重心。对中国社会性质不了解或了解不深，则无从把握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及发展趋向，也无法科学地分析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更无法对中国国情给予深刻而清晰的揭示。张东荪的“四病”论、胡适的“五鬼”论之所以是肤浅的，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中国社会的表面现象，没有认清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
    与其他政派不同，中共在探讨国情之初，便注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和分析。中共二大集中讨论和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30年代与托派围绕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过较大规模的争论，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抗战前期毛泽东系统研究国情问题时，首先将其着眼点集中于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用极大篇幅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41年后，中共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丰富，也是随着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的继续考察而展开的。所以，1921-1949年，中共对国情问题探讨的重心，不是中国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层的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是国情问题的核心和基础问题。
    对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状况认识的正误。如果重视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真正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则会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状况作出正确的深刻的分析，从而认清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反之，不重视探讨中国社会性质或认不清社会性质，甚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出现错误偏向，则会对探讨中国国情的其它方面产生较大的负作用和消极影响。
    党在建立之初，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所以是肤浅、零碎的，与尚未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很大关系。此后中共探讨了中国社会性质并认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封建性很强的资本主义社会，表明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了较大飞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认识，中共不仅明确地将中国主要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方面，而且认识到各阶级中又包含有不同的阶层；既对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作了分析，又对其政治态度、革命倾向作了估量，中共对社会阶级关系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可喜的飞跃。但“二大”对社会性质的探讨是初步的，结论是矛盾的，因而也严重影响到对社会阶级状况和关系的分析和估量。“二大”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估量的偏向，大革命时期党对社会阶级关系估量上的偏差和认识上的反复，与“二大”对社会性质的矛盾认识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当时出现的过高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错误，与“二大”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有直接关系。
    1927-1935年中共对阶级关系问题的认识出现较严重的反复，也是与它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不清和理解不深有关。尽管“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观点，并且在30年代中国社会论战中也作了进一步论证和阐述，但由于他们崇拜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本本”，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和结论，因此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弄懂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实质；并未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根本国情出发进行独立自主的阶级评估；当然也不可能以之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所以，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共对中国国情认识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反复和错误。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真正地认识到国情探讨对制定政策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社会性质是国情问题的核心。所以，在对国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时，首先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真正弄懂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特点，主要矛盾及社会阶级关系状况作出了深刻的和科学的分析。可见，对中国社会性质探讨的正误、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水平的深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真正理解与否，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和认识。这是国情问题研究者应当特别注意的。
    四探讨的关键是探讨主体的求实性和自主性
    中共何时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探讨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情的探讨就会取得重要进展，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就会有飞跃性发展。反之，从所谓“本本”出发，必然会受“本本”、“教条”的限制，缺乏国情探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丧失国情探讨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对中国国情的探讨，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中国国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断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e]。正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主动地、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进行国情探讨，对中国国情的探讨才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
    中国国情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来独立地探讨。但是，中共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对中国国情探讨重视不够的、革命经验不丰富的年轻幼稚的政党，它“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②e]，甚至直到延安整风前，从中共整体看，上述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所以，不仅导致中共国情探讨具有明显的曲折性、反复性，而且中共对国情问题的探讨曾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国情探讨曾给予重大影响，此种影响在1935年前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是中共国情探讨史上的一大特点。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成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国民革命的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都有重大的功绩，而对中国的国情分析和认识也同样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在幼年的中共尚无力完成这种使命的情况下，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给予中共以指导与帮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应当肯定的。它对中国国情作出的分析并得出的许多精辟结论，为中共所接受，成为中共国情探讨的指导思想。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些偏差和错误，也严重影响到中共对国情的探讨。如共产国际二大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也主要是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结果。
    所以，中国国情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立地认识，“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应寄望于共产国际或其它革命的国际组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着眼点放在中共自身的素质、自身的认识水平和鉴别能力的提高上。对此，毛泽东后来的阐述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③e]
    在探讨中国国情并按照中国国情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共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着中国国情，促进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国情向着理想的进步的方向发展。所以，探讨国情的过程与改造国情的过程是同步的；对国情认识的过程与国情变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同步的。这说明，中国国情绝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中共对国情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发展。所以，对国情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当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讨新的中国国情。只有这样，才符合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注释：
    ①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13-114页。
    ①b《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3页。
    ①c《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826页。
    ①d《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①e《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9-115页。
    ②e《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1页。
    ③e《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