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出身的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更干脆将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军国社会）的基本组织构成。兵农工商与士农工商同为“四民”结构，但兵与士的置换，却是伤筋动骨的社会秩序变更，他认为，国家有此四者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克灭。”[⑤b]兵与近代国家社会其他社群不可分离，有兵与无兵的社会组织构成，不啻为“古今群制之世殊也”。
    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及其与四民社会的契合，同当时兴盛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社会思潮关系密切。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与推行社会军事化相得益彰，近代军人社群的集团合作精神和集团优势，正好可以弥补传统四民社会“一盘散沙”的不足。当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解体之后，人们自然希望进踞社会主干的近代军人在改变传统社会组织软弱涣散的颓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士农工商兵的整合又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二
    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为“一盘散沙”的认识，客观上为军人社群与四民社会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从严复提出“进行改造国民心理中的文化劣根性即‘土壤改良’”之后[⑥b]，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近世社会乃为“群与群争”的竞争时代，非力德相备，不可以言自立自强。梁启超提出以兵魂为国魂重建的基石，便有以“兵魂”改造中国社会散漫、不合群、无团体竞争意识之意，“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中国群力之薄弱，因早已暴露著于天下矣。”[①c]无合群观念和缺少“群”之组织的社会，岂能不成散沙一盘？！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农业宗法社会结构，形式上和谐稳定、秩序井然，实质上不过是众多“马铃薯”的简单堆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缺乏“集团生活”，“士农工商，各事其事，不相闻问，成一秦越之形，则如满盘沙土，涣散离析，国何恃以永立哉？”[②c]孙中山也认为，近代中国之积弱与“一盘散沙”的国民相联系，“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③c]，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国，非有一强有力的组织体置于其间不可（这与他十分重视会党和军队组织的作用不无关系）。
    传统四民社会组织散沙一盘的状况，与担当领导角色的士人阶层有相当直接的联系，如果说中国人散漫，那么第一位的原因就是由于士人的散漫。士人“止于微有联络”而“谈不上有团体”[④c]，身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尚且如此，其他农、工、商民就更不待言。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组织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暴露出组织功能软弱涣散的严重弊端，国力竞争与民族存亡的严峻形势，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国民职业虽分而感情相合，固结如胶漆，以成一有机团体。”[⑤c]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近代军人社群在增进社会凝聚程度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通过军事组织和军人群体与民间社会的结合，克服一盘散沙式的无组织弊端，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下更有其客观必然性。以社会军事化来改造传统社会，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良思路。晚清时期士农工商兵的社会整合，颇有些类似“散沙”（士农工商）与“水泥”（兵）的融会调适。通过士农工商兵的对流沟通，实现社会组织构成的优势互补，将一盘散沙改造为“混凝土”式的板块整体结构。兵与四民社会契合并列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近代军人社群为转型社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秩序中坚和秩序保障。
    社会军事化与军队“大学校”似的陶冶教育功能，为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提供了有效途径。以近代军人为社会楷模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现象，特别是以“尚武”立国的德国和日本迅速崛起，为推行社会军事化树立了样板。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社会转型震荡日趋强烈的背景下，军队不仅是御侮的工具，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依托和民族振兴的代表。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⑥c]国民通过军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而增进知识，增强体魄，养成刚毅尚武爱国的军人品格，对于重铸国民新灵魂有着积极的意义。
    客观地说，近代军营文化和新式军队严格的军规、军纪、军训，对于改变离析散漫、孱弱保守的传统社会文化惰性不无裨益。辛亥老人胡祖舜在回忆他的军旅生涯时就这样认为：“平情而论，余之学识、品性、精神、体力及公私生活方面，在过去数十年中，虽于国家社会，乃至家庭，无所贡献，而个人之得有今日，使为窭人子、孤寡后者，不为乡愿，不玷祖先，实植基于此二十余月之军中生活，有以坚忍磨练使然也。”[⑦c]许多在新军中服过役的军人对新军“有如新学堂”[⑧c]均有同感。经过军营新学堂的培养，将士农工商锻造为合格的军人，而合格的军人亦必是“军国民”的表率。从严复的“三民”（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对国民性改造与人的近代化提出了极富见地的认识，他们主张的举国皆兵和社会组织军事化，进一步强化了新式军营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近代军队这所特殊学堂在人的近代化方面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晚清时期，新式军营成了“德、智、力”三者兼备的象征，有不少社会精英出自军营，不说军政显要、达官贵人，只要看看严复与周树人兄弟的成长经历及其个性特征，便不难体察到近代军队在国民改造中的社会效用。问题的答案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先进的军事组织无论对于社会近代化还是对于人的近代化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当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转型社会对军队的依赖日渐加重之际，近代军人社群与社会的整合也就在所难免。近代军人走出“国之干城”的传统禁区而与社会进行广泛的对流互动，把新学凝聚的近代军营文化推向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和国民心理结构。这种具有浓厚军事化色彩的“心理革命”的推进，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变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