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军事化和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导致传统的四民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从四民社会向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秩序转变。严格地说，这种“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构成在晚清时期只能算是一个雏型，但它却为近代社会“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排列组合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的四民社会相比较，新的社会组织序列中多了一个“兵”，社会结构从无兵到有兵的变化，使兵不仅从四民之外契入其间，而且在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秩序中一度扮演了与士（绅界、学界）相埒的领导角色。
    近代军人虽然来自士农工商，但是职业化、社会化的军人社群和军人集团的独立意识，决定了军人群体与士农工商虽有联系亦有区别，把“兵”提升为与士农工商同位并列的社会角色，不但顾及到传统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而且又肯定了近代军人在社会政治参与和社会新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晚清社会对兵的认同，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导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政府刻意整军经武，本身就有意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并把近代化的新军视为支撑社会秩序的一支依靠力量。因此，兵与士农工商的契合采取了赞同支持的立场，近代兵役制度改革与八旗、绿营的改流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刘坤一、张之洞在在“江楚会奏”中，就明确地把“士农工商兵”列为旗籍兵民改流之后的社会出路[①d]。清政府对社会舆论“民分五等”的认可，使兵与四民社会的整合由表及里地获得了进展。及至清末，清政府的民政部门已将兵（军界）与士农工商一样，同列为户政统计的一项基本内容，改变了以往兵民两橛的传统做法。兵与士农工商并列齐称，标志着传统社会对“兵”从排斥到吸纳的转化，这无疑是晚清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象。在新的五位一体社会组织构成中，士农工商兵的顺序排列并不完全反映各色人等的地位尊卑，人们在具体使用“五民”概念时，也不一定严格照此顺序进行排列。例如梁启超在指出“民分五等”的同时，曾具体地将不同社群的地位作了如下安徘：“上而官，中而士，下而农工商兵”[②d]，这种见解显然并未真正跳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士处中间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之一，士人沟通官民，且是传统社会文化的承载之体，故其为四民之首理所当然。但在近代新学昌炽，“兵学尤重”的时代变革之下，新式军营向社会开启了更加便捷了当的民官相通之路，从军行伍成为新的社会上向流动生长点。近代军人社群打破了传统社会军人角色边缘化的局面，逐渐进踞社会主干，其结果是军人社会角色核心化。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沿续了一千多年的“士仕相通”故道不复存在，士人阶层独掌中间社会的格局，随之坍塌，各种新兴的社会群体纷纷伺机进入社会中心，出现了一个群龙无首，多头并进的社会重组局面。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之谓“过渡时代”，而过渡时代的中坚力量孰士孰兵？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见解。如1903年李书城在《学生之竞争》一文中，将由士裂变而来的学生群体视为社会中间主干，“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③d]同年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又明确地将学生界定为“中等社会”。但在事实上，士衰蜕后的“绅界”已开始走下坡路，学界虽以“中等社会”自居，却又未必能够替代传统士人的领导角色。在新式教育机构尚不成熟和学界自身弱点的影响下，学生与官与民均有隔膜之虞，所谓“中等社会”之说抑或只是反映了一种承袭传统士人角色的主观愿望。
    相反，兵与农工商民虽被学生和绅士目为“下等社会”[④d]，但以军事在国家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和近代军人在社会上的楷模示范效应，军界与学、绅两界相比，也许还稍胜一筹。在晚清政府导向和社会舆论中，无不以为军界“居国家最重之地，而亦为国家最优遇者”[⑤d]。军事近代化是近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社会变化，军界地位亦因军事近代化和社会变革而获得实质性的提高，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将近代军人阶层划入“特权阶级”之列不无道理[⑥d]。从晚清社会变迁的情况看，兵（军界）在士农工商兵的“五民”结构中，事实上已经处于“中间社会”（或中等社会）的位置。由于“兵”从传统的四民秩序之外步入近代社会秩序的主干中心，原先以士为四民之首的单线性运作机制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士”与“兵”共享社会领导角色的多线性网络运作体系。这种“五民”社会组织体系的输入、转换与输出过程，也由四民社会的士人主导天下，改变为士（绅、学）与兵（军）平分秋色。在士农工商兵一体化的社会组织体中，基本实现了各色人等的自由对流，这与传统的兵民阻隔相比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社会主导价值从传统儒学转向多元开放，但由于清末科举入仕与纳粟捐官的废止，社会一度仅存“出将入相”一途，行伍从军在向上社会流动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一些。
    1905年《东方杂志》第2期在一篇题为《社会思想》的社论中，载按“学子兵士商贾农夫工师”来安排社会秩序，客观地说，这种学、兵、商、农、工的排列，倒是比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士（绅、学）与兵（军）在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居于“中等社会”的位置，其社会地位、作用和影响明显地在农、工、商界之上。晚清时期，除绅、学、军界之外，商人（尤其是近代绅商）地位的崛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近代商人与军学绅界同为晚清四大活跃社群，不过，软弱的商界由于自身条件局限而缺乏领导社会的能力，在军学绅商的社会互动中，往往扮演“甘附骥尾”的角色。它于工、农阶级，在清末民初仍旧处于社会底层，其社会政治表现也不如军学绅商积极活跃。
    从传统的四民结构到近代社会的“五位一体”，表面上看仅仅是增加了“兵”，实则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由于近代军人社群的介入，传统士人阶层的裂变和近代工商业者的兴起，五位一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展现出多线性、多向度和多元化的复杂运作特点。近代军人、学生、士绅、工商业者都试图按照各自的价值标准建构社会新秩序，尽管近代军、学、绅、商社群的价值观念存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新兴社群，他们都倾向于接受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意识，这种共识成为他们携手合作的基础。军学绅商的社会互动，使社会动员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各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衡也有所加强，单独由某个社会集团把持局面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则为军人与绅士联合承担社会领导责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谓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结构从“绅军”模式到“军绅”模式的转换，从这里也许能获得一些启示，当传统的“士绅之国”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军事权势为中心的新一轮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