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要谈到的是魏金斯基来华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迅速活跃起来的另一个原因。当时人们在国内的报道中看到了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通过它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光明，并将魏金斯基作为俄国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受到了中国激进青年的欢迎。1919年7月苏俄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到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17）]在国内首次刊登了宣言原文。接着《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出版）也刊登了汉译宣言，并集中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各报刊对“对华宣言”的热情评论、对新俄国精神的欢迎。正当中国人民对“对华宣言”作出热烈反映的时候，正好是魏金斯基一行访问中国的时期。这是一个再好没有的机会。关于这一点，中共积极分子李达、张国焘都在回忆中谈到这一问题。例如，李达在回忆中写道：“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18）]
    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还没有传入中国，而“对华宣言”的公布至少对那些关心俄国革命的激进分子来说，他们把宣言和俄国革命精神看成是一致的。此外，在激进知识分子眼中，魏金斯基一行被看成是和“对华宣言”中的“正义、人道”、“自由平等互助”、“空前的美举”、“清洁高尚的道德”[（19）]等精神是一致的。由于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俄国、共产国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后来，通过苏俄或共产国际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论、革命论为中心内容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尽管理论研究的内容以及从事研究那些理论的领袖屡次发生了变化，但是，理论的重要性和理论是组织、实践的指导思想这一观念（即以“知识与指导”为内容的精神结构）已经扎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魏金斯基来华以后，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在理论指导方面，苏俄、共产国际的革命思想都很快成为最高准则。后来在国民革命时期，当那种有关革命的知识直接与苏俄、共产国际发生关系时，不但在经济上、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也贯彻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支配。
    注释：
    ①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10页。
    ②③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④Charles H·Kerr,What Socialism Is,Chicago,n.d.p.21.
    ⑤[日]远山茂树主编《山边健太郎--回忆与遗稿》，（日本）美铃书房，1980年版，第222页。
    ⑥柯柏年：《我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简单经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⑦关于恽代英从事翻译《阶级争斗》的时间，《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出版）的“我们的消息”栏有“代英近来规定每日读书或作文七小时。……他所译《阶级战争》一书，预备半年内译完”一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00页。有关恽代英翻译经过，笔者承蒙田子渝先生的指教，在此致谢。
    ⑧《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作为苏维埃俄国驻美国办事处的公开刊物，在1919年创刊于美国纽约。
    ⑨《列宁著作一览表》、《俄罗斯的新问题》、《我们要从哪里做起？》的原文，分别载于《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第2卷第15号（1920年4月10日）、第3卷第8号（1920年8月21日）、第2卷第24号（1920年6月12日）。
    ⑩更确切地说，《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载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是美国共产党统一派和共产主义劳动党合并而成的“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纲和宣言。
    （11）茅盾回忆翻译《国家与革命》的经过写道：“我只译了第一章，便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有读过多少的我，当时要翻译并译好《国家与革命》，是很困难的。于是也就知难而退，没有继续翻译下去”（《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76页）。但是，当时美国还没有《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美国《阶级斗争》杂志刊载的只是第一章的节译。因此，中国当时没有全译该书的客观条件。
    （12）美国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在1901年成立以后，纠合大批社会主义者，到本世纪最初10年非常发展。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社会党的势力逐渐衰弱。
    （13）据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一文，在1921年，李大钊只能依靠列宁著作的三种英译来了解他的革命思想。他介绍的三种著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苏维埃政府的要图》和《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原书名为：Lenin & Trotzky,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New York,Communist Press,1918.），此书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言论集，由美国共产主义者傅雷那（Louis C.Fraina）编为一册，是当时美国最精采的列宁、托洛茨基文集。《苏维埃政府的要图》原书名为：Lenin,The Soviets at Work,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New York,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1918.），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后来译成了汉语本《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人民出版社，1921年12月出版）。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汉译，参见注（11）。
    （14）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5）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6）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7）俄文《上海生活报》（Shanghai Life,шанхаискаяжизнъ）是上海最早的俄文日报之一，主笔为戈尔曼（Goorman,лурман）。《上海生活报》以及戈尔曼与1921年6月来沪的马林有联系。参见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18）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9）《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第7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