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无数英杰中，博古--这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他24岁开始代理总书记一职）的名字，已经被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遇难时年仅39岁），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他虽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他勇于修正错误，不懈地追求真理，始终忘我地矢志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博古的一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代活动家，为国为民不懈奋斗、曲折求索、英勇献身的历程。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生于1907年6月24日，祖籍江苏省无锡市。1916年博古9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带着他和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姑妈家。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他的家庭也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国耻家难，强烈地刺激着少年博古，他怀着对生活对社会的无限困惑，踏上了人生的征程。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20年代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酝酿。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泛流传。博古从这些革命书刊中不断地汲取精神力量，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24年初，他先后参加了青年进步社团“中国孤星社”和“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委员会的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18岁的博古不顾身患严重的肺病，积极投入了组织各校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写道：“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①a]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造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主义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
    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手中夺取解决国是的权力，实现民主政治，中国各界群众投入了波澜壮阔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8月中旬，博古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极力“赞成孙中山之政见”，认为只有全力促进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依国民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解除民众的痛苦。
    随着全国反帝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国民会议运动在其自身的直接目标尚未达到时，就汇合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博古作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随着运动的展开，站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前列。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文学，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结识，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开始摒弃那些远离实际斗争，只在讲台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学术的研究与社会的运动必须相辅而行。他多次聆听瞿秋白、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等人的讲演，从思想上逐步确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1925年底，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纺织工人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他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并善于同工人群众找到共同的语言，这就使他不仅赢得了上海共产党人的尊敬，而且也赢得了上海工人的尊敬。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中共上海市委派往苏联留学。从此，揭开了他生活中新的一页。
    1926年11月，在经过1个多月的旅行后，博古一行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激起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博古当时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的书还不能治中国[①b]！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1926年至1930年间，也就是博古在苏留学期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该学派由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重理论、轻实际，理论研究与实际相脱节。当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Поголероь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着手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②b]。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他先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这时，在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的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博古等人曾对李立三提出过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以“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之后，他们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主义”的口号下，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经过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上，经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则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被指定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担任临时中央常委。这样，24岁的博古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未能认清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策略，致使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不断地遭到严重的损失。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到苏区瑞金，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致使“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他在苏区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通过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根据地内大批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党政军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而大力贯彻以“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在政治上打击中间派的关门主义策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进攻路线。
    博古在这个期间所采取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他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因此，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矛盾的暴露，他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也曾发生过一些变化，对一些具体政策做过某种调整。比如，在武装斗争的问题上，开始时，他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模式，主张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来，严峻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反动派手中不仅有着“数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保存在它手中的，还有极大的物质资源与经济上的优势”[①c]。因此，他反复强调扩大红军的重要性，把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作为党当时的一项基本任务，认为“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解放全国民众的“主力部队”[②c]。他并且强调，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的，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③c]。又比如，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一度推行“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由于无利可图而纷纷歇业倒闭，造成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萧条，苏区农副产品无法输出，急剧跌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从1933年4月开始，临时中央领导全党广泛开展了关于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各级领导人发表的大量文章，对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提出了批评和检讨。6月，博古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虽然仍认为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但同时也指出，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于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文章还具体提出了要利用资本家的“经验”，“利用他们的智识”来为我们服务的问题[④c]。基于这种认识，1933年下半年，博古主持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开始走向恢复”，“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①d]。
    “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严重的恶果，是导致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挫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丧失。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仗，损失惨重，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员到仅剩3万余人。党和红军内部普遍滋长了对“左”的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许多人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党的领导路线问题。博古本人也痛感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待，可又一筹莫展，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对自己以前的做法、主张逐步产生了怀疑。
    1935年1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②d]。“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③d]。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并不让博古交权。但博古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④d]，交出了自己的领导权。遵义会议后，他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开始纠正自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是他一生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
    1935年7月，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虽然这时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但由于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始终是坚定不移的，因此，长征途中，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苏区进行了改组，建立了新的各级党政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开始实施最高行政职权，博古被任命为西北办事处主任。开始，他主要负责地方苏维埃内部建设，稍后，他负责“外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博古同周恩来等一道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由此，博古不仅彻底转变了对中间势力政治态度的认识问题，而且开始思考党中央1931至1934年的政治路线问题，认识到“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⑤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