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过去的论著很少涉及。近几年来，有些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问题，但大多是就事叙事，避而不谈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笔者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并力求客观、公允。
    一、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
    为抵抗日军的大规模入侵，从1935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陆续进行了一些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尽管这些准备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其出发点，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抗战初期却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步步进逼。面对日军无止境的进攻和亡国灭种的危机，蒋介石于1933年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指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1〕在准备对日抵抗思想的指导下， 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加快了抗战准备的步伐。1934年底，蒋介石着手制定整军计划，以利于协调各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之后，他又多次手谕军委会负责人检查各地国防工事构筑情况，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已辖整编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及3 个骑兵独立旅，4个炮兵旅及22个炮兵团〔2〕。拥有9个空军大队，各种飞机600架〔3〕，3个海军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总吨位约6万吨〔4〕。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也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5〕，构筑防御工事约计3342座〔6〕。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在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在淞沪会战中，由于整编之后的军队战斗力增强，武器装备也较为先进，再加上从1935年冬季开始，在上海周围自龙华、虹桥、真茹、闸北、江湾等处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中国军队才能沿各阵地节节抵抗，遏制日军达3个月之久，毙伤日军近5万人，使日本侵略者遭到自“日俄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7〕。 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为沿海沿江的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在南京保卫战中，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依靠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与海军协同作战，击沉日军舰2艘，击伤10余艘， 直至南京失守前日本海军仍困于江阴江面，不敢贸然进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进攻的嚣张气焰。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固然是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善战、顽强抵抗的结果。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由于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之下，便于各集团军之间相互增援、协调作战。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日军损失各种舰艇百余艘，人员遭到重大伤亡。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江中游各要塞和武汉外围工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海军的英勇善战。1937年8月， 中国空军首次迎战轰炸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日本空军，结果击落日机6架，创造了0∶6光辉 战绩〔8〕，这与战前进行的空军建设不无关系。
    总之，在15个多月的初期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平津，攻占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中国的重要城市，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共伤亡447749人，损失飞机785架， 飞行员1064人，舰船百余艘，消耗军费130多亿日元〔9〕。不仅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还迫使其由战略速决开始向战略持久转变。到1940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称：“不论形势如何，在战略上……坚决转入长期作战方针。”〔10〕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短期内能使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消耗如此重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并迫使其改变战略进攻计划，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除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战前准备。
    （二）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人固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物质则是战争胜负的基础。为增强抵抗日本的经济实力，从1935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国民经济建设步伐。是年资源委员会拟定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拨款筹建了20余家大中型企业，有些企业取得较好成效，解决了一定数量的急用军需品，缓解了战时军用品的严重不足和缺乏，使部队的装备也有所改善。据南京国民政府称，抗战爆发前夕，每师（约1 万余人）已拥有步枪6127支，轻重机枪329挺，火炮84门〔11〕。 虽然这样的装备仅限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50个师，而其余部队的装备离这一标准还相差甚远，但也不难看出，部队的装备较前相比确实有所改善。军事装备的改善，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有利于抗战爆发后的对日作战。
    交通是战争的生命线，“无论前方辎重的输送，后方物资的调集，乃至防空防岸的实施和战略战术的运用，都与交通运输、运输工具，有最密切的关系”〔12〕。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至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13〕，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14〕。 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的1000公里增加到109500公里〔15 〕， 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16〕。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对于抗战初期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5月， 株洲至乐昌段铁路接轨通车后，使粤汉、平汉两铁路连成一线，该铁路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等军用物资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兵达200余万人次 ，物资54万吨〔17〕。浙赣铁路玉山至南昌、南昌至萍乡的接轨通车，对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国防价值。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和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援华的大批物资也必经此路运至前方。1938年底接运援华物资4批，1939年又接送了十几批， 保证了前线作战的急需，对支援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为稳定中国金融，增加对抗日本的经济实力，1935年11月初，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白银收归国有。币制改革统一了全国货币，使分散的各省经济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利于国内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把白银全都收归国有，不准流通，不准买卖，也不准自由运出国外，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中国5亿盎斯的白银〔18〕得以集中保存， 为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日本人曾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19〕
    为增加抗战资金，南京国民政府还积极地向欧美各国寻求经济上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美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达157260535美元〔20〕。另外， 还达成多笔其他借款协定（后因抗战爆发，有些成约未能全部兑现）。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谋取欧美各国的经济援助，虽然造成欧美各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但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争取国际的经济援助，获得了大批外汇和多笔铁路贷款，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直接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而且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如宋子文所说：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21〕。
    （三）对于克服某些人头脑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是一个执掌中国政权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政府，而其掌握的军队人数更是数倍于侵华日军，可以说国民党有充分的担负抗日战争重任的有利条件。它的政策和行动必然对中国各阶层人民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大片国土沦丧的现实，国民党中央即产生了一种投降亡国的论调，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是“亡国论”的主要代表。他们一再喧嚣“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2〕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极力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并加紧进行投降日本，乞求“和平”的活动。汪精卫在国民党中不仅资历深，且身居高位，是一个颇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内各级重要官员，在某些社会阶层和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造成严重的悲观失败情绪，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利因素。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实权派领袖，既握有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大权，又有“委员长”、“总裁”的显赫头衔，就号召力和影响力而言，远远超过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蒋介石虽然因对日的妥协退让丢失了东北三省，遭到国人的一致唾骂，但从1935年开始，他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陆续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发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关于备战抗日的指示。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也开始逐步具体实施，并日益鲜明的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不仅影响着国民党各级重要官员，而对受“亡国论”思想影响的某些人也是最现实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克服了某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无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一极大的鼓舞和促进。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初期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那种无准备说或既使有准备，也完全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和不确切的。
    二、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局限性
    在内外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尽管进行了一定的抗战准备，并在抗战爆发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来讲，仍存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造成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不力
    1931年11月，蒋介石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仍把“剿共”放在首位，把几十万中央军调往湘鄂赣等省去剿灭红军，结果造成内战连年不息，无力顾及备战，致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受到极大限制。长期的剿共战争又导致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军费开支浩繁。从1933年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预算为11.6516亿元， 而同期进行抗战准备所花本钱最大的国防工程费却只有4200万元，约占军费预算的3.6%强〔23〕。可见，“剿抚之费甚巨”〔24〕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军费预算仍高达5.47亿元，而这一年的国防建设费用才增加到3000万元，占当年军费预算的5.48%强〔25〕。巨大的内战军费，造成南京国民政府财库枯竭，财政赤字连年增加。从1932年至1936年历年入不敷出，其中1933年预算赤字高达1.865亿元 ，1935年上半年就高达1.46亿元〔26〕。为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南京国民政府只得大量举借内外债，以维持正常的开支。1932年至1936年，举借内债32.84亿元〔27〕。1933年到1937年上半年，举借外债为1908.6万美元、283.8英镑、4.5亿法郎、9250万元法币、233万海关金单位〔28〕。每年的军费和沉重的债务费就占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70%至80%，形成恶性循环。巨大的内战军费和债务费，使整个备战计划困难重重，无法落实。
    鉴于中国国防极弱的状况，杨锦昱等21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核实现有军费支出数额，绝对厉禁军费虚掷，确定常年拨岁收壹万万元，为国防建设费”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增拨国防建设费用2.22亿元〔29〕，以加快国防建设的速度，但为时已晚。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致使一些备战项目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停留在口头上和计划上，迟迟无法落实。这无疑削弱了抗战的基本力量。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从而增加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二）国家贫穷，经济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抗战准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国民收入低下。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史上经济发展达到最高水平的一年，其国民收入也只有258.01亿元，人均收入仅有57.34元〔30〕。 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综合指标，收入的多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个人均收入仅有57.34 元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拨出大量资金进行抗战准备谈何容易。第一期国防工事需款2087万元，而南京国民政府仅拨了717.2万元，阵地道路费需款666万元，仅拨150万元。 第二期国防工事拟拨款19950万元，一直到1937年初，经费仍无着落〔31〕 。原定1935年开工的河南国防工事，因材料和经费不足，直到1936年春才在少数地方动工。原定在南京、上海等要塞增设大口径榴弹炮的计划也因经费紧缺和无生产能力而落空。有的工事虽已开工，但由于资金短缺，迟迟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