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基础薄弱，有些重工业甚至是空白。制造弹药、水雷的硫酸、硝酸等化工原料的生产明显不足，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以及光学仪器、通讯设备、要塞重炮的生产几乎等于零，更没有生产飞机、舰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部队装备较前相比虽有所改善，但总的来看，仍十分陈旧。直到“七·七”事变前，各国防要塞的整建仍很不彻底，基本上是用旧炮代替坏炮，更没有修筑现代化的新式炮台。国防上的许多装备只能依赖进口或依靠在华的外资企业进行生产。如军用飞机，当时中国只能靠进口或通过在杭州、广州的两家美国公司和在南昌的一家意大利公司进行组装，而这三家公司的组装能力又极有限。因此，抗战爆发后，尽管中国空军屡次重创敌军，但却后劲不足。可见，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直接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进行和实施。
    （三）依赖国联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幻想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未采取任何对付日本侵略的措施，只是一面下令让中国驻军撤退；一面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将此事报告国联，静候国联出面“主持公道”，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当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的有关规定，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陈述于国联时，国联不仅态度十分消极，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在这一背景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觉醒，仍对国联抱有极大幻想。9月22日， 蒋介石发表演说称：对日侵略“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判断”，并劝告国民“目前暂切含忍”，“勿作轨外妄动”〔32〕。结果导致东北三省的沦陷。
    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旋即又把矛头指向了上海，上海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一严重关头，南京国民政府并未接受丢失东北的惨痛教训，仍让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向国联陈述：“华南亦岌岌可危矣”，再次请求国联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33〕。结果又无济于事。日本帝国主义仍按既定侵略计划，于1932年1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面对这一现实，南京国民政府仍然表示“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34〕。并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35〕。仍把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及列强的“主持公道”上，仍下不了备战抗日的决心。
    对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幻想，中国各阶层人民十分不满，一些救国团体纷纷发表通电，严厉指责“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出兵讨伐日本侵略者。10月9日，由冯玉祥领衔， 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位国民党中委又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抗暴日而收复失地”，“毋使国联不正确之调查，得以实现。”〔36〕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把整个备战抗日的计划提到日程上来，仅仅就国防建设进行了某些筹划。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仍没有完全放弃依赖国联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幻想。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地依赖国联制止日本的武装侵略，这就严重束缚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准备的手脚，影响了自己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以致使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认真地考虑如何备战抗日，就是在后来抗战准备的过程中，也是应付局部事变的临时性措施较多，而对全面抵抗的战略部署则甚少。陈诚在检讨战役失败时也承认，战役失败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可见，依赖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四）国民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限制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进行
    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它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抗日问题上是既准备抵抗又准备对日妥协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在备战还是妥协二者之间左右摇摆不定。面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和自身的统治地位，需要加强奋战，抵御外侮；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以及自身的利益，又需要与日本达成一定的妥协。这种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既“不主张对日绝交”，又“不主张对日宣战”〔37〕，幻想依靠国际援助和英美等各国的干涉来解决中日纠纷，这就造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也决定了它在对日作战中陷于被动局面是难以避免的。
    由于上述种种局限，使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既不充分，也不完善，有些备战项目也未能付诸实施，这给以后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不利因素。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毕竟进行了战前准备，中国军队在抗战爆发后，才没有仓猝应战。他们面对日军的进攻，凭藉已有的国防工事和有限的经济力量，多次组织会战，给猖狂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对中国进入持久抗战有较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全译本（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2〕〔4〕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年版，第24页。
    〔3〕《何上蒋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台北文星书店1962 年版，第38页。
    〔5〕《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1937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6〕根据台北《近代中国》第47期，第176-177 页所列数字统计得出。由地方拨款构筑的防御工事未统计在内。
    〔7〕〔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日文版，第152页。
    〔8〕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272页。
    〔9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年），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0〕〔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版，《文书》第465页。
    〔11〕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4页。
    〔12〕公权：《抗战与交通》，《抗战与交通》1938年第1期。
    〔13〕蒋纬国：《抗日御侮》（1），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年版，第95页。
    〔14〕〔20〕张家璈著、杨湘年译：《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97、93页。
    〔15〕〔1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5页。
    〔16〕〔27〕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257页。
    〔18〕5亿盎斯白银的来源是：中、中、交、农四银行原存1.3亿盎斯，从其他银行收受2亿盎斯，从民间收受1.7盎斯。
    〔19〕《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
    〔21〕〔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22〕毛泽东：《论持久战》（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23〕〔25〕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历年预算和追加预算及军费预算数字统计得出。
    〔24〕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26〕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28〕根据陆仰渊、方庆秋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261-262页，《1928-1937年国民政府外债统计表》中所列数字统计得出。
    〔29〕《1937年度建设事业专款概算》（1937年4月10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0〕魏永理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页。
    〔3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62-363页。
    〔32〕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8页。
    〔33〕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9辑，台北1966年版，第2435页。
    〔34〕《政府迁洛与暴日决斗》，《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35〕〔37〕《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日军进犯上海致九国公约各签字国照会》（1932年1月29日），1932年1月31日《中央日报》。
    〔3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 193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