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是非，一直是党史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多数学者认为：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简称汉口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并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直至大革命的失败。也有学者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1927年4月至7月[1]。笔者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又复错误的两次转折，即汉口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927年1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党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转向右倾，并以此指导全党工作，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试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与评价汉口特别会议有关的几个问题
    讨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首先必须对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这已成为党史界多数人的共识，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理由不赘。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标志”。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符合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实际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汉口特别会议时，陈独秀思想的主流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陈独秀在这方面有不少言论。1926年夏，他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明确地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由此思想出发，他反对中共掌握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指示共产党应以“在野党态度”，“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行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3]分析北伐战争以来陈独秀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认识到他在汉口特别会议所作报告中对资产阶级全面退让是合乎逻辑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为什么在汉口特别会议上能被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所接受？这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过一系列决议和指示。就目前能见到的而言，均未提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4]。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5]。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话时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以用一百年”[6]。当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条文时，鲍罗廷转达了莫斯科的决定：“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7]斯大林强调不能越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8]。布哈林也明确地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在某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是事实。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和帝国主义的特殊作用而长得多。类似的言论还可以列举很多。在此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他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就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必然产物。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两个缺陷：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实现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的制约。两个缺陷本质是一个，用鲍罗廷的形象语言说，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共产国际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革命的结果将不可能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失误，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中共三大宣言则更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须知，此时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说它应立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陈独秀1923年撰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明显地打上了共产国际思想的烙印。这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退让，共产国际代表不能辞其咎。陈独秀一再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放弃掌握政权和发展武装，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除了他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外，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失误亦是重要原因。就中共全党的认识水平而言，除毛泽东、邓中夏等极少数同志曾对“二次革命论”表示疑义，并初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外，多数同志还在共产国际错误思想的束缚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决议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的集中反映，是共产国际以前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失误的结果，说它基本正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1927年春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原因辨析
    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1927年春全国革命形势却出现了空前高涨。对此，学界有如下两种解释：“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确是形成了，但并未能实际开始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1927年初革命形势能够继续发展，“这是因为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贯彻需要有一个过程”[9]。这两种意见表述虽不同，但实质相通，即因为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而推导出此时陈独秀右倾路线尚未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未来得及贯彻执行。笔者对此有两点异议：第一，路线的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否可以分割？第二，汉口特别会议决议究竟何时开始在全党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集中统一是党的重要原则，党的路线形成而不贯彻，在党的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尽管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各地都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工作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了。因此，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不可能分割的。
    汉口特别会议决议究竟何时在全党贯彻执行？是否如有些同志所言，4月以后才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笔者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党的文件及实际工作，得出不同的结论：汉口特别会议结束后，决议在各地立即得到贯彻执行，并对党在上海、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作造成损失。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很快贯彻了汉口特别会议精神，并在《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八号）--最近政局变迁及我们的工作方针》中（1927年1月5日）反映出来。上海区委对当时工作的策略规定：“对于浙江问题，即使党军完全胜利，我们不要参加政府的活动，甚至国民党的工作，我们也要纯全退让。”“千万不要多有幻想与错误的行为，如加入政府委员、及把持国民党等”。对于上海“自治政府的主权”，最好由比较左倾点的资产阶级来担当，并且要使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稍稍妥协一点，以冀各帝国主义的驻沪领事承认我们的自治政府“[10]。这种右倾思想对工作的指导一直延续到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在湖南，湘区区委根据汉口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中”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这一指示[11]，把农民部长由共产党员易礼容换成国民党右派刘岳峙。有些县还实行所谓”洗会运动“，把革命先锋的贫农当作痞子，从农会里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的监狱里还关了很多乡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湖南的农运受到了挫折。
    汉口特别会议对江西工作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早在1926年12月2日《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就批评我们的同志占据省党部的位置太多了，要改变这种状况。由于这种右倾退让政策，在1927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陈果夫使用了非法的所谓新省党部选举法（按国民党员2/3，共产党员1/3进行选举，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圈定方法决定之）[12]，致使AB团分子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等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对此，国民党左派曾提出要反对，我们并未加以援助，左派因此也颇不满我们。事实胜于雄辩，路线形成与占统治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对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的另一种解释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1927年4月至7月。换句话说，它是汉口特别会议正确路线的硕果。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如前述上海区委为贯彻汉口特别会议决议作出的一号通告中，主张上海自治政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党则非常明确地提出：“C.P.现在正在领导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取得政权，直接建立民主政府。”[13]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能形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吗？再看汉口特别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只字不提土地问题，且反对共产党包办农民运动，主张农运由国民党左派来领导。1927年3月4日，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土地问题是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必定是反革命。这次代表大会，必定对于各位农友的痛苦，有一个解决的法子。”[14]大会据此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张国焘当时是代表中共中央指导鄂区区委工作的，这显然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会后湖北农运蓬勃发展，在农运发达的各县，“农村政权完全转入农民协会手中，很多县连县署也由县农协（实际）控制。”许多县如“黄冈、阳新、罗田、浠水等县农民都提出了土地要求”[15]。至5月15日，仅两个月时间湖北农民协会会员猛增到220万人，平均每天有2.3万个新会员加入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汉口特别会议决议是南辕北辙的，如果硬说是它指导的结果，显然是自相抵牾的。
    1927年春革命形势高涨的真正动因，笔者认为是中共中央克服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
    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经历了两次转折
    在汉口特别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总路线，同时制定了相应的革命策略：“支持民族革命路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16]1927年“1月底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中央政治局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实现了党的路线的转变，从错误转向了正确。
    汉口特别会议之所以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错误的理论指导即“二次革命论”。中共中央在接受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后所作出的《解释》，指出了汉口特别会议及以前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根源是“二次革命论”，明确了党必须力争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夺取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解释》的作出，是党的路线从错误转到正确的重要标志。接着，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二月通告和三月通告，在实际工作中全面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
    中央二月通告正确规定了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以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这就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对国民党左派采取尾巴主义的右倾政策。中央二月通告决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采取进攻政策，指出：“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在列举蒋的九大罪状后指出：“我们当竭力帮助左派，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17]并为左派制定了反蒋斗争的七项政纲。1927年春迁都之争的胜利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成功，都是这一正确路线指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