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1927年春全国农民运动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的高涨，是中共中央贯彻了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解决农民问题指示的结果。1927年3月，党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上海市民政府，正是党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一次积极而有成效的实践。
    总之，1927年春党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出现了最高潮，而这些都是党的正确路线指导的结果。
    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纠正汉口特别会议右倾错误、执行正确的路线，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对党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汉口特别会议上是有斗争的。与会的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根据农村大革命的发展趋向，呼吁应当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意见，并提请党中央注意：“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使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18]但由于这些主张仅仅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而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来批驳陈独秀的右倾，因而未能被会议所接受。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的论述，关于农民问题重要性及注意军事工作等等问题的指示，给中共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的同志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在讨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会议上迫使陈独秀认识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正由于党从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高度来认识和考虑问题，使得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一次飞跃，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从而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放弃领导权的错误思想。
    二、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初期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对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鲍罗廷“从广东直到武汉的初期，的确都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指示。当时广东和湖北省委都相当的受到他的影响，而能正确的执行一切策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19]。
    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政府初期始终处于指导地位，领导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对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他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善工人生活，对反革命势力要采取强硬手段，这是国民党当前所要实行的三件大事。
    三、党内瞿秋白、毛泽东、吴玉章等同志抵制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了正确的政策。
    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时公开化的。“国际决议全文到了中国，在中央就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讨论，发生秋白同志和彭述之的争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他的长篇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系统地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20]。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了全国农运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农运的正确发展。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资格参加“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委与政府委员之联席会议”，并参与“主持军政大计”，他和林伯渠、董必武、于树德等一起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党内同志的批评帮助下接受了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检讨了自己“二次革命论”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并在领导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及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党在1927年初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一时呈现了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此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转而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党史界无分歧，论述从略。下面着重分析党的路线从正确很快又转向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述反对党内错误路线斗争所存在的缺点时指出：“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21]反对汉口特别会议陈独秀右倾错误，正是如此。如前所述，纠正汉口特别会议的错误，主要是借助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的东风，迫使陈独秀、彭述之等表面上承认“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对于错误发生的阶级根源、认识根源并未深究，也没有采取改正错误的具体而有力的措施。当革命形势高涨时，陈独秀认识上曾一度有所改变，一旦形势逆转，他很快又回到了右倾的轨道上去。这是1927年春党的路线从正确很快又转向错误的首要原因。
    其次，党没有及时把握蒋介石和革命人民的矛盾转化这一时局发展的中心问题。
    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占领南昌、九江以后，军事独裁野心日益暴露，并积极寻求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军事上积极部署夺取东南各省。1927年二三月间，则公开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已由革命的同盟者蜕变为革命的敌人，由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和革命人民的矛盾已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时不论是共产国际、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都未能认清蒋介石的这些本质变化，在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直把他看作是统一路线内部的右翼势力，与之斗争不力。共产国际则一直坚持对其采取利用政策，因而在中共指导下的武汉反蒋运动越到后期越显得软弱无力。对蒋介石公然违抗中央命令，私自任命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上海市政治分会成员，仅以一纸函电斥责作罢，没有也不可能对其采取断然措施，以致养虎遗患，一旦蒋介石进攻即束手无策。
    另外，陈独秀右倾思想抬头，是党的路线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对自己在汉口特别会议及其以前的右倾错误并未从根本上加以认识，这是他重犯右倾错误的根源所在。此外，陈独秀性格上的一大弱点，是每遇形势逆转时，极易妥协退让。如对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节节胜利时蒋的步步进攻均是如此。蒋介石到上海前，陈独秀对其反动本质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22]但此话仅过一天，蒋介石即抵达上海。陈独秀软弱妥协的旧病复发，他回避、不与蒋见面，由蒋先云来回传达口述。28日，陈独秀致信罗亦农，大意为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主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陈独秀的软弱态度立即影响到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3月30日召开的特委会议上决定“利用黄埔同学联欢会，欢迎蒋校长，一致拥护革命的校长”[23]。蒋介石则趁机紧锣密鼓地布置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使“上海紧张空气为之一变，以为国共没有问题了”，松懈了全党的斗志。上海区委虽然认识到“新右派已经在布置第二个三月二十日”，但在《汪、陈联合宣言》和缓空气的麻痹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都未作任何防备，以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4月中旬，汪精卫、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亲密合作”，亦步亦趋地追随于汪精卫之后，在全党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状况。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从错误、正确又复错误的两次转折。实事求是地研究这段历史并给予公正的评价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参见胡庆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向导》，第172期。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17、157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53页。
    [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9页。
    [7]〔俄〕A·N·卡尔图诺娃：《共产主义与东方》，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206页。
    [8]《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5页。
    [9]分别见蒋振范、冯永之：《试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魏天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开始统治全党？》，《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
    [10]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80页。
    [12]陈果夫：《民国十五、十六年间的一段党史》，《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06页。
    [13]《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28页。
    [14]1927年3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
    [15]〔苏〕А·В·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45页。
    [1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57页。
    [17]《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20、122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37页。
    [19]《中央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
    [20]《中央党史报告选编》，第239、14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2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23]同上，第428、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