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华民族复兴
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走了,北师大人同全国人民一样,极为悲痛,缅怀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功勋,以寄托哀思。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在这百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纪之初,推翻清王朝,结束2000多年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世纪中叶,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世纪之末,进行改革开放,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同本世纪中国的三个伟大人物的名字: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三个理论:三民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中华民族引入灾难的深渊,使中国逐渐由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这期间,很多有识之士,努力向西方学习,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对这种情形做了生动的描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①a]孙中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弊病,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有许多合理成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它不仅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经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成为“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摘走。其结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未能改变,共和国成为招牌。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不可小视。它赶跑了的不仅是一个皇帝,而是整个封建君主制度,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的进步,它使社会生活诸领域,从经济到政治、文化以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形成新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世纪之初,辛亥革命为民族复兴开了一个好头,作为它的领导者孙中山不愧是世纪的伟人。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特别是造成中华民族危机的势力过于强大,打败这种势力相当不易。要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没有最先进的阶级领导,没有最先进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和使用的理论武器,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从整个世界来说,则是落伍的和陈旧的。经过改造的陈旧理论毕竟摆脱不了它的陈旧性,当然无法打败曾经使用这种武器创造过业绩的敌人。辛亥革命后,爱国的仁人志士又重新在迷途中徘徊。幸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响了,它震动了世界,也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十月革命影响而在众多的新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在革命后进行建设的理论武器,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当然,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因为它本身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一种符合中国实际、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亦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共产党人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毛泽东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赞扬毛泽东的功绩时说得好:“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①b]在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年来中华民族耻辱历史的结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中国社会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社会生活诸领域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世纪中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作为它的领导者毛泽东不愧是世纪的伟人。 民族复兴以民族独立为前提,而争取到独立之后又必须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做保障。旧中国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致使现代生产力极为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路应该怎么走,才能使中华民族完全复兴起来,不再重新受他人欺凌,则需要认真探索。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走差了路,会耽误了发展的时机,延缓了前进的步伐,严重了还可能发生倒退。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是认真看待的,并努力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应该说,这种探索是有一定效果的,因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是,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①c]在这20年中,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全国人民不仅需要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而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邓小平在本世纪20年代初参加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此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邓小平不怕牺牲,顽强战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建国以后,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进行了大力整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这种整顿实质上也是后来改革的一种实验。但不久,邓小平再次遭诬陷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担当起使民族完全复兴的重任。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显然,中国社会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世纪之末,改革开放的成功使民族完全复兴起来,作为它的领导者邓小平不愧是世纪伟人。在促进、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上,邓小平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这些贡献概括起来,正如《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所指出:“在新时期中,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①d] 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在中国社会能否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不再继续,但如果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真正冲破这条迷路,不能真正从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无法寻找到正确的道路;如果不能深刻认识毛泽东晚年发生的错误,也就不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了党和人民,否定了过去的奋斗历史和取得的一切成绩,从而也就无法继续前进。当然,这件事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该否定的东西一定要否定,该肯定的东西一定要肯定,分寸难于掌握。邓小平以其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对党的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精神,准确地把握住适度原则,科学地解决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难题。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提出要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②d]“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③d]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并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样,就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随后,在邓小平领导下,一方面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一方面在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把“文化大革命”中以至“文化大革命”前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纠正过来。这样,就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仅如此,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必须通过党的决议的方式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认识上、在理论上取得一致。为此,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④d]“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⑤d]他还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⑥d]经过充分准备、反复讨论而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以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错误的。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正确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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