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它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相应地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八大”路线未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召开后仅一年多时间就被否定了。“八大”正确路线为什么会中断？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他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①]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作一些探讨，以期借鉴历史，坚定我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一）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也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才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特别重视，并以此观察、研究实际生活，熟练地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阶级斗争”自此成了他的主要“法宝”。从毛泽东有关论述阶级斗争的文章、言论看，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夸大阶级斗争功能的倾向。如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把马克思说的“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介绍成“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③]。再如，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干脆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说成是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④]这反映了毛泽东发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的偏差。
    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虽有初步了解，但由于受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深刻的，在有些问题上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关于社会主义学说，一般只注重革命的方式方法，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等问题则探讨不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是，财产公有，没有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实行公平分配，人人都能享有安逸幸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此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停留在革命导师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某些实践上。在全国解放前夕，我党曾对建国后的发展道路进行过规划，但并不细致、具体。建国后，接二连三的运动和胜利使人目不暇接，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忙于繁忙的国事和政治运动，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进行具体的阐述和深入的探讨。党的“八大”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应该说，党对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认识，当时已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面。但另一方面仍停留在传统认识的意义上，仍没有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高度来认识。因此，社会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往往仅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诸概念相联系着。
    由于把阶级斗争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片面夸大其作用；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党还不可能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党就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走上了自认为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
    （二）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没有真切感受，是“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
    “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它并不都出自我党自身经验的总结，它主要借鉴的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因此，对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我们党自己的实际感受并不深。作为“八大”路线的制定者，应该说对本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缺乏准备的。
    从理论方面看，由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来得太快，党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对面临的新任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从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到，1955年，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才着手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因此，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党是缺乏理论准备的。
    从实践看，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一五”算起也只有三年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固然可以参考别国经验，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实践；只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达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而“八大”缺少的正是在经历挫折和失败后达到的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这一点，与“七大”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就显得非常突出。“七大”召开时，党已经经历了24年领导民主革命的历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并把这些上升为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这就是说，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七大”制定了正确路线，并能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22年的历程，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小挫折，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党对“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分析及执政党必须加强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内容的认识，显然比“八大”时的认识要深刻得多。
    而“八大”时的情况就不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发展迅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来得太快，全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准备不足。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几乎还没有经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还很不深刻。因此，尽管“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和实践还未能提供丰富而深厚的经验或教训来印证“八大”路线的正确性，所以，“八大”路线的制定者对“八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缺乏自觉的深刻的认识，更缺乏贯彻到底的坚定信念。因此，当情况一有变化，便逐步偏离、放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三）领导层对“八大”路线中的一些内容没有形成共识，这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内在原因
    “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但实际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倾向等问题，最高领导层并未取得共识。
    如针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八大”虽然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充分暴露，也由于党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实际情况调查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未跟上，加之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这就使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对“八大”提出的上述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也是不一致的。“八大”时，虽经周恩来、陈云等力争，加进了“反冒进”的内容，但实际工作中自1955年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党内已开始出现害怕“右倾保守”而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情绪。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不可能认识到批判邓子恢是错误的，因而在反倾向的问题上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统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