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以她的资格而论，她可以成为中国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然而北大从民国以来就有一个坚定的遗规，将他的校龄只从1898年“戊戌维新”的那一年算起。胡适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款”赴美官费留学生，20年代，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母校”有意请他去做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了，他自认是“北大人”了。“北大人”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它的含义就像它的来源一样，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最初大概是旧派从宗派的角度使用这个名词来讥嘲以北大为依托的新派，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人物也援引为自我标榜了。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三四十年代又先后出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校长。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北大的一个主要代表。有意思的是，胡适和北大还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这个神秘的巧合使他们两者的关系更耐人寻味。
    一、五四时期：北大的革新健将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他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教授之聘，是陈独秀曾从中极力促成，此前陈独秀致信胡适：“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①]，表达了虚位以待的诚意。不过，蔡先生早已读过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考据文字，对胡的学术功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况胡适此时已因倡导“文学革命”名震海内，成为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
    蔡元培先生主长的北大可谓人才荟萃，尤其是在文科，旧学、新派的阵营都很强壮。胡适的到来无疑是给新派增添了一员大将。他进北大的第一年，在哲学门担任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两门课；在英国文学门担任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英诗、欧洲文学名著等课。此外，他还为哲学门研究所担任“中国名学”、“最近欧美哲学”，为国文研究所担任“小说”等讲座。授课跨系，科目亦多，任务繁重。西洋哲学史、英文这类与欧美有关的课程，对胡适这位“镀金”归来的留学生来说并不为难，凭藉他在美留学所获得的学业基础足以应付；唯独中国哲学史这门课实属不易。该课原由素以治国学见长的老先生陈汉章（1849-1938）担任，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接任后，发下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②]。曾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先生接替马叙伦先生的“宋学”一课，因讲义有误，被学生轰走。此次胡适发下的讲义“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据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回忆：“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③]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此次有些学生也以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他们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听课，结果傅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胡适的课渐渐吸引颇有国学修养的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他们认为胡适“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④]。
    北大浸染于新文化运动的新鲜空气，昔日沉闷的校园沸腾起来了。胡适与北大会计课职员郑阳和发起成立“成美学会”，擘划章程，带头捐款，效古君子成人之美之意，资助热心向学而家境贫寒的子弟，得到蔡元培、章士钊、王景春等人的赞助[⑤]。1918年夏，傅斯年、罗家伦等20余位学生自动组织校内第一个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他们的顾问。
    北大真正确立其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是在蔡元培任职期间。蔡先生对于教员，虽新旧兼容，只看其是否有一技之长；但在体制改革方面却不得不倚傍陈独秀、胡适这批新派教员。对胡适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人，蔡先生不仅欣赏他的学识，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而且对他的改革建议言听计从，并委以重任，施展他的才华。1917年12月，北大成立哲学研究所，胡适被任命为主任。1918年3月7日，他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一职；9月，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9月30日，学校决定编辑《北京大学月刊》，各科编辑由各所主任轮流担任，每册之总编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四月份归胡适总编。1919年10月27日，经蔡元培先生批准即日起代理教务长（至12月17日）；12月2日，出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1920年10月16日，北大评议会决议：胡适为预算委员会和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4月19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至12月20日因病辞职）及英文学系主任。从1918年10下旬起，胡适开始当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这是校内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以后连选连任，为学校决策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
    胡适不负蔡先生期望，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或出谋划策，或积极引导，或独当一面。1917年11月16日创办《北京大学日刊》，是出自于胡适的建议。当年10月教育部召集专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章程，胡适极力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胡适便以创议人身份拟定具体章程细则。北大于1919年正式改用选科制和分系法。胡适还创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实行各科教授会制度；提议设立各科各门研究所，以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这些创议均获蔡元培的首肯和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改革。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与大学教育衔接起来[⑥]。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了女生九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胡适积极帮助学校延揽人才，以增强北大师资。蔡元培说他：“整顿英文系，因得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1920年夏，陈衡哲学成归国，经胡适的推荐，任聘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四川因守旧势力的攻击，处境困难，胡适力邀他在北大当文科教员。最令人感动的是胡适帮助林语堂出国留学的故事，林语堂赴美留学，行前已与北大约定，回国后为北大服务。不料在美期间，林语堂生活遇到困难，打电报给胡适，请求北大预支一千美元以接济生活，这笔款子由胡适担保，居然汇来了。在哈佛大学拿到硕士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他又向胡适写信，向北大借一千美元，钱也如数汇来了。林语堂回国后，去北大向蒋梦麟先生道谢，蒋说：“什么两千块钱呢？”原来解救了他在国外困苦的是胡适。那笔近乎天文数字的款子，是胡适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⑦]
    在推动北大的国学研究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方面，胡适发挥了示范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整理，在当时都颇具影响。1922年2月18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胡适为《奖学金章程》起草者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⑧]在各方面协作和努力下，《国学季刊》于1923年1月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该刊采横排版，作英文提要，这在中国杂志史上都是创举。胡适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系统阐述了研究“国故学”的原则与方法，这对当时的“整理国故”活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促进北大英语教学和对外学术交流方面，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担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语系主任，除了自己承担教学外，他为规划本校本科、预科的英文教学和课程安排，请外籍教师来任教，使教学与英美接轨，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5月，经陶行知和他建议，北大等单位邀请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北大和其它处的许多讲演，均由胡适出面口译。1921年10月27日，他在校内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原定三十人，没想到上课时竟来了六十多人[⑨]。以后北大请外人来校讲演或讲学，如新闻学家韦廉士讲“世界底新闻事业”（1921年12月初），教育学家孟禄的系列讲演（1921年12月下旬至1922年1月初），也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胡适的口译，语言流畅、准确，往往能收到好的效果。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沪；他回北大后，蔡元培先生已辞职南下。北洋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校内围绕挽蔡还是驱蔡，学生与政府展开了斗争。胡适站在学生一边，支持由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并对个别被军阀政府收买的学生制造“拒蔡迎胡”的言行予以揭露。[⑩]蔡元培对胡适颇信赖，他通过蒋梦麟表示对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11]，声明自己对胡适处理的一切问题“负完全责任”[12]。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继续以舆论支持和声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直到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从1922年12月17日起，胡适因病向北大告假一年，返校以后，1924年至1925年这两年间虽仍在北大任教，但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11月，他写信给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要求辞职。略谓：“现患痔漏回南方调治，请假过久似非相宜，决定以后每日四点钟，著书译书各一千字，不再教书”[13]。蒋未允辞，但胡适第二年出访欧美，与北大的关系事实上告一段落。
    二、30年代：北大“中兴”期的主将
    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上借人权问题批评国民党当局，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6月他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前脚到北大，蒋梦麟随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蒋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14]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15]。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16]面对如此窘局，蒋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17]。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国民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北大凭藉中基会的这一资助，添置图书仪器，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修筑校舍，补助学生，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蒋对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亦留在北大。[18]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19]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20]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他日记中云：“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21]。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胡适南下参加庐山会议，随后负使命赴欧美做外交工作，这并非胡适的本意，实为当时的国难所迫。1938年1月，西南联大虽曾发布聘任他为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22]，胡适实际上并未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