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尚未提升为对当事者政治忠诚的诘问时，胡风与他人的理论纠葛，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发生的，对之加以体味，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
    作为文学论坛的领袖人物，胡风经常遇到要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总体评价的场合。因为立论角度的差异，这些评价成了胡风与他人争论的一个热点。由于胡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又关涉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的看法，而后者又是他同别人产生认识分歧的重要方面，因此，胡风对于“五四”的评述，实际上成了理论聚讼中的一个焦点。
    在不同场合，胡风对“五四”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作为对“五四”的总体评价，则是在1935年初评述刘半农的杂文集时作出的。胡风写道：“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这个反帝运动虽然是由于一种新的要求，但当时的观念基础非常朦胧”[1]。又说：“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2]尽管在胡风的理论语汇里，在反帝反封建之前没有加上“彻底”这个修饰词，借以区别新旧民主革命，但所谓“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应该说已经暗示了这个革命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斗士，至少他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辉煌前途是深信不疑的。这一点在胡风1934年初所写的《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答问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胡风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底主潮一向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战斗力底发展而发展的。”[3]如果将胡风是在白色恐怖下使用“奴隶的语言”表述他对“五四”运动方向的认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其真实的含义就会凸现得更加清楚。
    认定“五四”运动的方向，是胡风总体评价“五四”的一个关键。从上面的论析可知，胡风的评价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可以对之加以诘责的不过是他对这场革命的彻底性认识稍嫌不足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检讨的视线转向这一评价的另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发动与领导这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谁。向来对胡风的指责是说他把领导权归为资产阶级。征之胡风的论述，我们觉得胡风思想中也还存在值得注意的“变数”。
    胡风直白地确认“五四”运动领导者的论述是在《文学与生活》这一小册子中。胡风写道：
    五四前后，是中国市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稍稍抬头了的时候。当然，需要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市民阶级，一抬头就遇着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底两重压迫。帝国主义是它底强力的竞争者，在金融上技术上以及优越的政治地位上具有随时能够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屈服的力量；同时，封建势力是发展民族资本的障碍，它束缚了占中国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底消费力量，它不能在政治机构上使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助力，它顽固地抵抗新兴市民阶级底一切意识形态底发展……这两种力量又互相勾结，互相依靠，想维持住中国社会底固有秩序。这就使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忍耐不住，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掀起了五四的革命怒潮。……[4]
    我们提请读者注意两点：第一，市民阶级特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非泛指资产阶级。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较多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二，胡风似乎没有忽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他注意到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而这一携手的结果，也就规定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主潮的性质。
    尽管这样，胡风对“五四”的这个认识同毛泽东后来对“五四”的性质的界定的差别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在向党中央写《意见书》时，胡风也曾坦然承认这是一个认识错误。客观地讲，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决不是不可饶恕的。例如，既然在3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界极少有人能对“五四”性质有正确认识，那么我们又怎能以此责怪胡风呢？胡风自命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他只能以文人的嗅觉来感应“五四”，对他的超出这一规定性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是以一种很高的自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去追随革命政党的思想与策略，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胡风当时对以“五四”为起始的新文学运动进步意义的认识还远远超过了后来指责他在政治上低估了“五四”意义的论敌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激烈的文学论争很难保有绅士风范。争论总是不免于意气用事。胡风的论战对手如此，胡风也不例外。这样，就必然会使论争中阐发的论点带上各种片面性、偏激性。当事人总是以为矫枉过正，才能标明自己与对方的认识差异与区别。胡风文艺思想的失误，也许正是肇因于此。但是，这样的解释是远远够不上深刻的。胡风是一个思维较为严谨，理论论述具有较强逻辑性的理论家，他对“五四”的上述认识与他如此执着地捍卫这些认识，是深蕴心曲的。
    胡风从政治层面对“五四”运动性质的认定，虽然有不确定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五四”的划时代意义给予惊世骇俗的评价。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由“五四”哺育起来的新人，他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看到了拓荒者的勇气与坚毅，他早已深深地服膺于这种精神。对“五四”的评价，尤其落实在对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的捍卫上，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不尊。
    现在看来，胡风对“五四”所表达的那种深深的敬意在他完全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五四”本身是无愧于赢得国人的敬意的。“五四”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不仅开创了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而且造就了一代“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新人。也许是胡风还缺乏对事物辩证思维的能力，也许是他对“五四”充满感情的崇敬模糊了他一向比较挑剔的眼光。因此，对“五四”高潮后部分文化人的精神萎靡与对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闲情和游戏人生的态度，虽然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增强主观战斗精神来疗治时病，但他却不是从“五四”本身尚有缺点，不是从文化人依然存在选择其人生道路问题的思维层面来进行思考，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五四”逆流，“五四”传统的一个反动。这样，便拉大了与别人的认识差距。例如，毛泽东在肯定“五四”历史意义的同时，就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五四”并没有彻底解决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5]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生活的问题，是论争双方都看到了的，认识的差异不过是在刨根寻底时，有人将此归结为“五四”的不足，而胡风则认为是文化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麻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些认识差异，是不难弥合分歧，寻求共识的。然而遗憾的是，因为一些新的因素的掺入，失去了调和的可能性，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关于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析。
    二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总体评价，关涉到“五四”以后文艺形势、文艺实践的估价，从这里又衍生出不少引起争论的问题，于是，民族形式和大众化也成了胡风与人争论的热点。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文艺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审美情趣、审美水平脱节的问题。要倡导文学的民族形式，便需要研究本民族的审美传统和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因此，这里包含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改造与继承，文学的大众化等诸多课题。
    文学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要求是在新文学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相互促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促成并加速了文学的现代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线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新民主主义文学为了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便必须思考自己与这个革命的主体--广大劳动者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五四”文学革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唾弃了封建的载道文学，扫清了文学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障碍，文学获得了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接受劳动群众鉴赏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当时，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多是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颇多隔膜的知识分子，后者总是以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现方式来看取人生和从事创作的。新文学与劳动者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当然会削弱革命文学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继承民族传统、实现大众化的问题因此引起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并于1930～1931年间形成了一次很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要使文艺能为劳动大众易懂爱看这样的思维层面，如鲁迅所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6]通俗化被理解为实现大众化的关键，并由此涉及到旧形式的利用、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
    30年代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这一讨论，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及其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的‘左’的发展，有所警惕和批评；对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文学传统形式，开始注意批判地继承，加以采用；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和工农群众脱节的现象，也有所认识，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以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以上各点，都有助于缩短文学和群众的距离”。[7]
    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又一次成为进步文艺界的讨论热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是这场讨论的一个不同凡响的引子。该文有意识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和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一个有关新文学创作方向的问题提出来供人思考，这样便引起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以向林冰为代表的以为旧形式可以全盘搬运于新文学创作的观点，因此对“五四”文学传统有较多的否定，把创造民族形式的文艺与“五四”新文学对立起来。另一派则以葛一虹为代表，将旧形式与新文艺完全割裂开来，即否定旧形式中有可以利用的合理成分，对“五四”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缺乏认识。正如唐弢所说，围绕民族形式的最初讨论，普遍存在片面性错误。这里的片面性集中反映在民族遗产的继承与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上。
    胡风参加这次讨论较晚，且是以一本5万字的专著加入这一讨论，这使他有可能克服片面性，在深思熟虑后提出自己有关民族形式的正确看法。但实际上胡风并没有像别人期望的那样，表现出“公正”。因为上述论争的一方，流露了对“五四”的不尊，把“五四”新文学传统看作是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障碍，因而一开始就激起了胡风的反感。这样，胡风参加民族形式的讨论便在一开始就带着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明确目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对文学遗产持较多保留的态度是必然的，而他设想民族形式的建立也必更多地考虑继承与发扬“五四”传统。胡风确实不难为自己的立论找到根据。首先，他认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任务依然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兴起的“革命文学”的任务，后者不过是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既然“‘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的任务，为民族底解放（反帝），为民族进步（反封建）这任务突变出去”[8]，那么，文艺的大众化或大众文艺的发展方向只能是“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活动所累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9]。“大众化不能脱离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也不能抽去大众化”。也就是说，一方面，“五四”文学的反帝反封建传统应该为革命文学所继承；另一方面，“五四”文学传统中本来便有大众化的要求，革命文学也毋须脱离“五四”新文学的运行轨迹，新辟什么文学大众化的道路。
    其次，胡风认为，“旧形式”是以“五四”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负累。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之所以缺乏“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因为“大众文艺底作者还只是疲乏地彳亍在反刍式的‘旧形式’里面”。过错不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方法；相反，“正是因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被作家融化成象它所要求的那样在活的形象上认识（表现）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实的能力，至多也只能说是因为我们所把握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还没有坚强到把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实最大限度地最高速地化为自己底血肉。”[10]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成为胡风宣扬“五四”精神的论坛，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中被胡风引向了他一生倡导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只要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就能改变文学实践中脱离生活、脱离斗争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