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当胡风进一步思考民族形式这一问题时，他对形式作了内形式与外形式的区分。他认为，外形式是有民族之分的，而作为民族形式核心的内形式，则只要是真正地表现了民族的现实生活，就自然会具有形式的民族特点。如他在《意见书》中分析鲁迅作品时所说的：“鲁迅底小说的形式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对于中国的旧小说来说，是全新的东西。鲁迅底杂文、散文、散文诗等，是多少改造了欧洲文学的同类形式而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东西。鲁迅底作品真正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特点，但却是通过全新的看法，所以才真正反映出了我们民族的特点。”[11]接着，胡风又分析了民族的表达方式--语言的问题。最后，胡风又作了两点归结，指出：“民族形式是为了满足反映民族现实的要求的，是内容所要求的真实的表现；非把它放在现实主义的方法和要求上去理解，去解决不可。”“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了的概念，而是要随着内容底发展，随着历史要求底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把冻结了的过去的形式当作唯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民俗文学（民间文学）形式当作唯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过去没有的新的体裁当作非民族形式，那更是错误而又错误的。”[12]胡风在《意见书》中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阐发，由于认真考虑了论争对方的辩驳，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比建国前他在同类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明确、更加科学了，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在《意见书》中，胡风不仅企图澄清他同别人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而且还正面阐发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观点。例如，他将“历史真实”与“具体实践”视为民族形式的主要标尺，颇有可取之处。胡风充满自信地反诘道：“脱离了历史真实和‘具体实践’底要求去空谈‘民族的特色’，又把这‘民族的特色’和冻结了的过去的形式或民俗文学形式等同起来，这和毛主席底提法没有任何相同之点，只能达到和‘全盘西化’论同流合污的结果。抛弃了历史真实和‘具体实践’底要求，那是既可以自由地复古，也可以自由地‘全盘西化’的。”[13]
    为民族形式张目的理论家们，或多或少都将新文学与工农兵的生活、与工农兵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脱节的时病归结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弱点。而胡风虽然也看到了这些时病，但他却从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挖掘症结，并提供了别样的也是有效的救治方法。在我们看来，像胡风这样不愿正视“五四”文学传统中客观存在的缺失，确实是一种很难付之一笑的过失；同样的，像胡风这样怀着高度的警觉维护“五四”的辉煌实绩，也确实显示了理论家的良知与执着。
    三
    客观地探讨胡风关于“五四”的论辩，可以发现，胡风对于“五四”存在一个感情之结。
    可以说，要描述胡风的生活道路，就不能不说到“五四”。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据点，进行了思想启蒙，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号召人们争人权（即争民主），以求个性解放；兴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第一次公开地向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挑战，开拓了思想解放的新生面。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发生了俄国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热情。尤其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大的变化。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曾经热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然而，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状况远不是纯粹的。诚然，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已成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思潮，但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也泥沙俱下。因此，对于胡风来说，选择反抗只需要勇气，选择马克思主义则需要跋涉一段充满困惑、迷惘的心路历程。胡风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傍徨后，终于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得到了精神启示并进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到1929年赴日本留学时，他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了。胡风当然知道，他采取这种与当权者不合作的立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日本，他便因为参加日共的活动而受到日本警察当局的逮捕与拷打，监禁三个月后又被遣返。回国以后，他虽然巧妙地运用“奴隶的语言”与反动派周旋，但是他的基本立场随时可能给他带来可以预想的灾难。他的名字经常被列入黑名单便是明证。然而，“情投国是理求真”的殷殷之心，使胡风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斗争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全国解放以前，胡风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已受到误解，被猜疑、受诘责，处境颇为尴尬。置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要稍有动摇，那么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就是挡不住的巨大诱惑。而胡风正是依靠他对“五四”精神的深深认同，坚持进步、坚持革命，高兴地走向解放区，高兴地迎接新中国。从以上简要的述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五四”精神哺育了胡风，并构织了胡风的“五四”情结。
    胡风对“五四”的揄扬，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了他对“五四”伟人、他精神上的导师鲁迅的深深敬意。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在“五四”时期，以他充满强烈反抗精神的小说与杂文，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五四”之后，新文学运动的阵营开始分化，而鲁迅一秉其反帝反封建的初衷，继续其韧性的战斗，高标独立、风范垂世，为进步思想界树起了一面内蕴巨大召唤力的旗帜。鲁迅的道路是“五四”精神的体现，鲁迅对于一切坚持进步立场的知识分子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服膺“五四”精神，也必会对鲁迅怀有崇高的敬意，并毫不犹豫地蹈袭鲁迅的足迹。胡风也不例外。在考察胡风的生活道路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给予胡风的深刻影响。胡风青少年时代就被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深深吸引，从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30年代初，胡风被日本警察当局遣返，一到上海，鲁迅就在周扬的陪同下看望了胡风。从此以后，胡风便受到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的影响与熏陶，心悦诚服地在鲁迅的旗帜下战斗。我们知道，尽管鲁迅的社会政治诉求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的政治目标基本一致，如鲁迅自己所说，“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但是在斗争的策略上，鲁迅对他们的某些做法往往啧有烦言，不以为然。鲁迅所坚持的韧性战斗的态度，并没有为革命营垒内的所有同志所认同，他们批评鲁迅，以为鲁迅不够革命。而鲁迅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左派幼稚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14]来要求、来诘问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进步作家。鲁迅同太阳社、创造社进行的公开争论，对双方来说都是很伤感情的事。胡风完全认同并在鲁迅逝世后依然坚持了鲁迅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鲁迅同这些人的论争。鲁迅以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信，尚不能免受放肆的攻讦，在他去世之后，公开的诋毁虽然少了，但曲解鲁迅精神的言论却并不鲜见。胡风捍卫鲁迅，在他看来也正是捍卫他所服膺的“五四”精神和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对“五四”的揄扬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神亢奋与理论自觉。
    如前所述，胡风与人围绕“五四”的争论，还因一些复杂因素的掺入，而变得愈加难以弥合分歧、化解矛盾。这个复杂因素便是对毛泽东《讲话》之后革命文艺新发展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针对文艺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偏向，科学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创作道路，使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健康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客观地说，在裨补时缺的两种方案中，毛泽东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家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深刻地抓住了文艺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本质，而且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尽管不失为诊治时病的一个积极建议，但它缺乏作为口号在抽象与概括后应有的明晰性。主观战斗精神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缺乏明确的交代；以主观战斗精神去疗治作家艺术家的精神萎靡与游戏人生，似乎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由此可知，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文艺道路确实更实际、更深刻。《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历史贡献。《讲话》的原则对根据地的文艺实践显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对《讲话》的历史功绩，解放区的同志可能看得更清楚些。但也难免产生以为《讲话》就是一切的认识偏差，为了使这一评价得到实证的支撑，他们在有意无意间轻视、低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并把“五四”后文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五四”。
    胡风对《讲话》的认识与生活在解放区的同志相比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赞成以此推断胡风不尊重毛泽东。事实说明，胡风与鲁迅一样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胡风不仅将毛泽东看作是一般的革命领袖，而且也把他看作是文化战线的指挥员，他是乐意听从将令、奋勇作战的。因此，在思索个中因由时，我们有这样的体会：
    第一，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讲话》虽然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当时策略的反映，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立足现实与面向未来的二重价值取向的交切点上来设计、规范当时的文艺实践的。又因为解放区的社会政治条件提供了实践他所提出的文艺方向的机遇，毛泽东文艺原则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因而较易得到体现。解放区文艺出现了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新变。而胡风是在国统区生活，他所面对的是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的恐怖政策，面对的是觉悟程度远非解放区站起来的人民可比的国统区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的文艺原则需要灵活地，有时甚至是变通地运用于国统区的文艺实践。继续高举“五四”旗帜，似乎更易于组织统一战线，更易于灵活机智地执行革命政党的将令。
    第二，由于毛泽东的文艺原则在国统区的实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一方面，这些原则的革命意义和科学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显现，胡风也就不可能在该原则尚未得到实践且未取得客观成绩的时候，轻率地颂扬这些原则。另一方面，在这些原则还缺乏实践条件的时候，胡风没有消极地游离于斗争之外，等待环境的改善，而是继续高扬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用“五四”精神来团结同伴凝聚战斗力，这不也是应该肯定的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胡风看来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捍卫“五四”，也即是坚持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
    注释：
    [1]《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2]《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3]《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4]《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5]《毛泽东论文艺》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6]《鲁迅全集》第7卷第349页。
    [7]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6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8]《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09页。
    [9]《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16页。
    [10]《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19页。
    [11]《意见书》第78页。
    [12]《意见书》第80页。
    [13]《意见书》第84页。
    [14]《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