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胡适，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史发展。本文拟作考察。
    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的变化：从1919年到1926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生成阶段；从1927年到1937年，这是胡适与中共矛盾分岐的深入阶段；从1938年到1945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潜伏或缓和阶段；从1946年到1949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激化阶段。1949年胡适逃台去美后，胡适与中共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五十年代初大陆掀起了批胡运动，以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
    为什么说从1919年到1926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生成阶段？首先从1919年到1921年夏中共正式成立这段历史看，这一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导致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上，胡适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是总的看来，胡适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合是主要的，分是次要的。即胡与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还未正式分手，还保持着某种共同姿态，某种盟友关系。
    有的研究者显然将1919年7月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胡适与早期共产党人分手的标志，胡自己也声称这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1]。的确，这场论争就其性质来说，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是学术之争，而至少是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上的争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胡适已从新文化运动中退出，已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就胡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实质来看，是处于一种“迟回瞻顾”[2]的过渡状态。第一，胡对现存的军阀政府是坚决反对的，没有材料表明胡已放弃了“推翻这个鸟政府”一类的激烈主张。第二，他对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还是支持的[3]。第三，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还持同情态度[4]。第四，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还存在着某些共同要求[5]。此外，就组织形态来说，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派别还未形成，胡还未另立山头，另扯旗帜，仍然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仁，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
    二是从1921年夏中共正式成立到1926年胡适赴欧美这段时间看。这一时期，胡适与中共关系中分岐和矛盾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第一，胡彻底从曾是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的《新青年》分离出去[6]。在胡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号称“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努力周报》和《新月》杂志为喉舌与纽带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之势。这标志着胡开始另立山头，公开扯起旗帜，表明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也标志着所谓胡党或“月党”已形成[7]。第二，在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上，胡适与中共之间的差别凸现出来。胡甚至在政治活动上开始开倒车：首先，胡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共合作新局面认识模糊，同情北洋军阀政府，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其捧场。其次，在“五卅运动”和“女师大风潮”中，站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对立面，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不清。最后，拜见废帝溥仪，“拥护复辟余孽”[8]。可见，这一时期的胡适“浮沉于灰沙窟中”[9]，远远游离于正在到来的大革命主潮流之外，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已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内容了。
    为什么说从1927年到1937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深化阶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的盟友分裂而为政治、军事上的主要敌手，以两党为中心形成的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尖锐地对立着。胡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与倾向不能不深刻地影响胡与中共之间的关系。第一，胡在国共两党的分裂斗争中，心理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国民党，并且一直向国民党倾斜着。1927年春，胡开完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回国，途经东京巧遇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胡向他表达了对国共之争的看法：“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般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10]1931年10月，胡适奉召去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介石欲委任胡为“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胡从此与南京国民政府有了直接的牵连瓜葛。193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专门谈政治的杂志《独立评论》，常以中立面目出现，为蒋介石政权抬轿子，吹喇叭。第二，对中共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胡适是坚决反对的。在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中充斥着“清共剿匪”，“先清共，后剿匪”的词句，说明胡适等人是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的。胡适声称：“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胁迫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他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苦心孤诣深表同情，吹捧蒋介石“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蒋介石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11]。他对蒋介石“围剿”中共的得手表现得欢欣鼓舞[12]。第三，对日唱不抵抗的低调、附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期间，胡发表多篇文章，声称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国联提出的“满州自治”，“看不出可以反对的理由”[13]，主张对日妥协调和。1933年华北危急，胡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认为此时中国“决无解决的能力，也无解决的办法”，要求全国民众对华北停战表示“谅解”[14]。胡适反对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举行罢课游行，指责学生是受少数人“把持操纵”，荒废学业，自生事端。他还特别对一·二九运动表示反感[15]。如此种种，说明胡在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根本看法上距离中共越来越远，却越来越趋近于国民党。这不能不严重深化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并没有达成默契与一致。有时，胡适为首的那群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和责难还相当尖锐。他们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主张“人权”与“法治”[16]，要求实行“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建立真正的“专家政治”[17]。他们甚至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认为这一学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官僚主义统治的思想根源。
    那么，怎样认识胡与国民党之间的这些不同呢？我们显然不应夸大胡与国民党之间的不谐。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甚至是过分地估计这些不谐，就只会抓住问题的枝节与表象。就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打笔仗的实质来说，是他们对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还抱有幻想。但是他们毕竟软弱不堪，当遭到国民党的党棍学阀一番围攻之后，便“退而求其次”，转而去做国民党政权的“诤友”与“诤臣”了。况且，胡适早就表白过，他的本意不过是“只希望做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18]。我们不妨套用鲁迅的话来描述胡适等对国民党政权的心态，“哀其无能，怒其不争”。
    从1938年到1945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潜伏或缓和阶段。第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引起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大变动与阶级关系的大调整，国内各党各派之间政治斗争相对和缓下来。就胡适个人来说，也改变了自九·一八以来的一贯低调，赞成对日作战。他检讨说，七·七以来的抗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愿打，这就是大收获”[19]。证明“我们当初未免过虑”。由于受到全民族抗战热潮的鼓舞，胡适的爱国情绪也高涨起来。在主张抗战这一点上，胡最终与中共之间趋于一致。第二，胡适于1937年9月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国民外交，1938年10月正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直至1942年8月15日卸任后仍居留美国。胡在欧美期间，为中华民族抗战“吃苦效力”，“拚命向前”，“四处奔波”演讲，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胡在这方面的工作，毋庸置疑是会得到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许的。第三，由于胡适长期寓居国外，他对国内政局比抗战爆发前是生疏的，相对来说发议论的机会也少得多，这在客观上也掩蔽了胡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