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应该看到，所谓胡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缓和或潜伏，是指状态而言，是相对的。实际上，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仍然存在。并在关键时候显现出来。在关于“皖南事变”问题上，胡就站在国民党立场上，为蒋介石辩护，声称：“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必需之举动。”1944年赫尔利使华调处国共关系期间，胡支持赫尔利诱使中共放弃武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这些都说明，胡的亲蒋非共心理并未因抗战而消弭或改变。
    从1945年到1949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激化阶段。第一，抗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胡适就急不可待地为蒋介石当说客，于1945年8月24日致电毛泽东，劝说中共放弃武力，顺从于国民党的统治。胡适要求中共领袖诸公“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他鼓动中共“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20]。在黑暗的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前途的决战前夜，胡适这种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痴人说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共的反感与反对。第二，在1946年兴起至1947年达到高潮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胡公开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对立面。就在胡适从国外返回的1946年7月份，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五天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胡却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21]。胡适多半察觉到了中共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和领导，所以以“青年导师”的面目出现，竭力劝告青年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22]，企图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爱国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去实践他的“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第三，在民主革命阵营和民主反革命阵营的分野中，胡适最终放弃了“仲裁人”和“评判者”的身份，完全倒向蒋介石政权一边，参加伪国大，走出了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决定性一步。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胡适当选为国大主席团主席，对于这个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拒绝承认的国大，胡却声称“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称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三十五年来若干人的梦”。为其大加捧场[23]。1948年4月2日，蒋介石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胡适当选为国大代表，并再次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了“总统”宝座。胡适还瞎吹这次大会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胡的这番表演已彻底丧失了他的所谓“独立地位”与“独立人格”，无怪中共要将其定为“学者型战犯”。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胡离平逃宁，1949年1月胡乘船逃往美国，迈向了与人民中国决裂的不归之途。而胡适到台、美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政治上国共两党两极对立格局的不复存在，胡适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加深并表面化。但是，总的来说，胡蒋之间始终保持了既矛盾又合作的关系，而且合作方面是主要的。
    注释：
    [1]《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2]《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卷三，第101-102页。
    [3]1919年8月24日，胡写文章赞扬湖南青年毛泽东所编刊物《湘江评论》是“武人统治下产生的一个好兄弟”。称赞毛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见胡适《介绍新出版物》，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4]胡适曾撰文赞扬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及其创办的《建设》杂志，称中山先生是个实行家，并赞佩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版。
    [5]1919年12月，《新青年》曾刊出一篇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他很多人共同签名的宣言，声称“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承认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参与现实政治的必要性。1920年8月，胡适还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征、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陈独秀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条例、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的自由。
    [6]1920年，《新青年》内部发生一场关于编辑方针的争论。胡适不满于陈独秀使《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的编辑路线，故写信隐约要挟陈独秀，要求他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回北京出版，并宣布不谈政治。争论尚未结束，1921年初《新青年》2号出版前，上海当局敦促法国巡捕没收了印版，陈独秀遂于1921年4月将《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胡与《新青年》的关系以彻底破裂结束。
    [7]三十年代中期，鲁迅书信中常以“月”指胡适，“月党”指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
    [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9]《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胡适选集》“人物”册，第167－168页，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11]胡适：《改制改革的道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5日出版。
    [12]《南游杂记》四“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
    [13]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版。
    [14]胡适：《保卫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版。
    [15]《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中册，第292－293页。
    [16]详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日版。
    [17]罗隆基：《专家政治》，《人权论集》第179页。
    [1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9年7月2日。
    [19]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20]《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日版，下册，第26－27页。
    [21]北平《华北日报》1946年7月30日。
    [22]胡适1946年10月10日在北大举行复员复校后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讲话，见天津《大公报》1946年10月11日。
    [23]胡适：《宪法与宪政》，天津《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