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战时期：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业。经过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暂不能回国，故又请傅斯年代理。此消息于9月6日正式公布，各方面反应热烈，胡适的一些故旧和北大师生纷纷致函致电，希望他早日归国，重振北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
    1946年7月，胡适回国，月底抵达北平。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等问题，决定在机构方面，在文学院设东方语言文学系，理学院的生物系改为动物系与植物系，新设农、工、医学院。9月胡适正式接任后，这样的校务会议又开了十几次，同时正式聘任了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处长和文、理、法、医、农、工六院院长、各系主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原由罗常培担任，由于傅斯年反对，胡适只好自己兼任。北大经过一年复员和准备工作，到此开始转入正规。
    胡适此时的一个重要设想就是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以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多预备人才，多积贮力量。1947年夏，他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门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接着他开列一份拟从国外聘请回国学者的名单，阐述其实施计划，并称已联系钱三强、何泽惠、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九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建议把北大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至于此项研究与实验，所须有之最新式设备，请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拨50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23]。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计划。但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已全然顾不上这些了。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又提出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24]。一个月后，他又以此为蓝本，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以谋求各方面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支持，不用说，这也是一纸空文。
    从政府那里筹不到款，胡适又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求助。通过几番活动，1948年，该会终于决定给北大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25]。胡适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他请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用这笔款子购买所需设备。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计划也付诸流水。
    蔡元培主长北大时，盖了红楼；蒋梦麟任职时，建了图书馆。胡适上任后，也计划建一座大礼堂。他派人勘测地形，请梁思成设计方案，唯独经费一筹莫展，为此1947年12月11日他在南京向北大的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26]；1948年3月24日他再次发起北大校友募捐一千亿，建筑蔡孑民纪念大礼堂，作为北大50周年祝寿礼物。这一计划也因无经费而落空。
    学校经费无着落，现有在职教师生活清苦，该聘请的教员无法落实。新建的工学院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不仅实验仪器设备匮乏，而且教员也缺乏。加上通货膨胀，其情形可谓雪上加霜。无奈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全，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他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27]。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叹息道：“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二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28]。胡适想得更远，但北大师生面对的现实难题却是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40年代后期，国内局势十分动荡，北大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46年12月24日，北大女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士兵强污，事情在报上披露后，群情激愤，北大各校师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要求惩办罪犯，胡适也无法保持平静了，1947年1月17日美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此案，他不顾官方劝阻，毅然出庭作证。经过一星期的辩论，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和胡适的有力证词面前，美方理屈词穷，不得不宣布美兵皮尔逊“强奸已遂罪”。事后沈崇家人对胡适的出面表示了深切感谢，后来此案移到美国处理，报载美方取消皮尔逊之强奸罪，胡适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说：“余对此新进展，表示失望”。“我希望美国海军部长不会批准检察官长取消皮尔逊罪状。”[29]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1947年国统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北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亦投身其中。对于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胡适可谓左右为难，他作为一校之主，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不考虑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这构成他与官方意志的某种吻合，使他为政府“撑门面”；一方面又自知学生起事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对学生运动不能简单处置，这使他对参与运动的北大学生采取一种温和、保护的态度。例如1948年5月19日，胡适向记者发表谈话，不同意蒋介石的《对学生广告》，说“学生是青年人，在这种困难环境下，确是感到了苦闷，……我对青年要求改进现状有同情，但希望勿牺牲学业”[30]。这一谈话，表明了他的矛盾态度。
    与外界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形成强烈反差，胡适这几年的学术兴趣是在《水经注》的考证。1946年7月5日他刚抵护，向记者透露他这几年正在重勘《水经注》的案子，此事传开，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各方送来的各种版本的《水经注》。他在一封致顾廷龙信中说：“我近年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还说自己“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的生活，可笑之至”[31]。
    我们从这一段《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的许多纪录。《胡适手稿》和近期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也保留了他这时期有关《水经注》考证的许多文稿。这时期胡适未专门开课，偶尔作一些讲座。北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法”一课原拟由胡适担任，1947年4月24日，他上第一讲，题目是《历史与证据》，其所讲内容实际上是他的《水经注》研究。胡适当时设想领导文学院的人做一些大的问题研究，故想在方法上做一示范，但他的课只讲了一次，就没有下文了。1948年12月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文科研究所举办的展览会中有“《水经注》版本展览”一项，所展出的40种版本都为胡适提供。
    这时期胡适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几乎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差役。从北大档案馆现藏的“胡适专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收到各种来信，除了公函以外，还有许多求学信，求职信，求开介绍信，推荐信，以及讨论时事或倾吐不满的信。胡适当时的校务工作主要是维持学校的运转，包括筹措经费，应付学潮，调理新建院系的教学。此外，他还兼有中研院的评议员和中基会的董事等职。南京政府在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态下，为了笼络人心，也不惜一次又一次请胡适出面为其支撑门面。其实胡适不仅对权力没有兴趣，而且对北大校长一职也感力不从心，遂生辞意；教育部长朱家骅立作电复：“年来承兄偏劳，公私感激，……乃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32]朱的电文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是否“迁校”一事，经过激烈争辩，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教授会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33]。胡适当时也是反对迁校的，他认为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34]12月，北大张罗50周年校庆，拟定17日校庆日时，同时为胡适的生日祝寿。13日胡适写成《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叙述北大自戊戌诞生以来的历史。14日南京方面派飞机将胡适、陈寅恪运走。临行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肜、郑天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35]这实际上成了他的诀别之言。
    四、胡适：北大的一份精神遗产
    胡适从1917年9月在北大登台，到他1948年12月14日离去，在北大实际时间为18年（1979-1925.11，1930.11-1937.7，1946.8-1948.12）。以他与北大历史关系而言，可以说是既长且深了。五四以后北大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自成一体，独领风骚，胡适自然是其中担当重任的主要人物之一。就他个人对北大的感情来说，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一般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显然，这个传统的形成，首功归于蔡元培，但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胡适在北大工作期间，对北大的发展方向和学术传统多次提出过意见。1922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之际，他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近五年来的两大成绩，即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同时也认为北大存在两大不足：一，“学术上很少成绩”；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他“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36]。1935年5月，他为纪念五四运动16周年，特别强调“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37]。他主长北大期间，规定每年五四为北大校友返校节。1947年5月4日，他在北大校友的聚会中高度评价蔡元培把北大由一个旧式大学改造成为一个新式大学，并认为北大的精神是“自由与容忍”[38]。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生前他立下的英文遗嘱交待：将他在1948年12月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京大学[38]，再次表达他对北大的思念。在台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送的挽联是“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土已无双”。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一位飘泊在台岛的“北大人”--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的手笔：“这是胡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注释：
    ①《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哲生按：陈独秀信中称“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一语，疑为笔误，蔡元培当时任职当是北大校长，而非教育总长。
    ②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8章《北京大学》，《冯友兰全集》第1卷第29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
    ⑤《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25日。
    ⑥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2日。
    ⑦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四章《结婚，出国留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
    ⑧《北京大学日刊·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1922年2月27日。
    ⑨《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胡适：《数目作怪》，载《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6月29日。
    [11]《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9页。
    [12]《蔡元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3页。
    [13]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5年11月25日。
    [14]蒋梦麟：《忆孟真》，原载台北《自由青年》第8期。
    [15][17]《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度）第12页、第3页。
    [16]此统计转引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第143页，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65），1991年版。
    [18]《胡适致蒋梦麟》1932年4月4日，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
    [19]参见《汪精卫致胡适》、《胡适致汪精卫》，《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04、208页。
    [20]转引自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一）第88页，台北，流记文学版。
    [2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10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22]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90，1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3]《胡适致白崇禧、陈诚》，《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96页。
    [24]《胡适致蒋主席建议十年教育计划》，载《申报》1947年9月6日。
    [25]参见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第145-147页。
    [26]《胡适昨抵北平》，《申报》1947年12月29日。
    [27]《北大校长胡适电部、请提高实物差额金》，《申报》1947年9月22日。
    [2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7年9月23日。
    [29]《沈崇案主犯开释，胡适发表意见》，载《申报》1947年6月22日。
    [30]《胡适对学潮谈话》，载《申报》1947年5月20日。
    [31]《致顾起潜》1948年11月28日，《胡适手稿》第3集中册。
    [32]《朱家骅致胡适》（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2页。
    [33]邓广铭：《我与胡适》，《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37]耿云志：《胡适年谱》第374、349页。
    [35]胡适：《回顾与反省》，《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7日纪念号。
    [3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3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