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们不仅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置之于死地外，对救护、私藏红军的各族群众进行残酷打击，重则头颅落地，轻则倾家荡产；而各地少数民族人民甘冒杀头风险，把救护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即使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中央红军长征路过贵州镇宁县六马，一位红军战士因病留在布依族农民黄大娘家里，受到黄大娘慈母般的照料。后被国民党保长发觉，他们凶狠地对黄大娘严刑拷打，强令她交出红军战士，黄大娘宁肯自己受苦受罪，始终没露出真情。[（22）]锦屏县婆洞的侗族知识分子杨和钧因秘密藏着并医护了两个红军伤病员，最后被反动派以“叛客”（背叛了当地政府和民族）的罪名，活活砍死。杨曾以《清明》为题写下了“清明时节忆王兄，泪落胸前心里恫，……有朝革命成功日，光明薄上有你功”的诗句，来怀念被敌人杀害的红军王连长，表达少数民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和向往。[（23）]在贵州镇宁弄冉寨，曾接受过红军武装的布依族头人陆瑞光，在自己家里藏了以红军干部方武先为首的12名红军伤病员，精心护理。1936年陆瑞光和方武先同志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各族农民队伍和军阀反动派作斗争，并准备渡过盘江到右江找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陆瑞光不幸在一次与敌人的搏斗中被捕，后被反动军阀杨森杀害在贵阳八角岩。他被捕的当夜，敌人偷袭弄冉寨，把上百个支持过红军的布依人、苗人和几个未及时转移的红军统统活埋。[（24）]
    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红军北上后，3800名伤病员留在康北藏区，格达活佛就组织僧俗进行救护、转移。隐藏在白利寺内就医的先后就有千名伤病员，治好后就让他们安全转移归队。[（25）]
    红军西征解放宁夏豫海县，在驻守同心时，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掩护红军代表，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红十五军团为了感谢洪教主的支持，送一面缎幛，上写“爱民如天”4个大字。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他们在民族地区，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觉醒，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少数民族人民也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帮助红军，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掩护、医疗红军伤病员甚至为此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他们的重要贡献。
    四在物质上，少数民族人民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和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红军长征中，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红军，不仅在人力上壮大了工农红军，增强了革命实力，而且在物质上热情支援和帮助，为红军的胜利战斗、实现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
    红军长征中，粮食问题是当时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1935年7、8月，一、四方面军会合进入川北大草地以后，没有粮食要走出500多里的沼泽地，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筹粮成了相当艰巨的任务。红军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深深教育了藏族人民，他们积极帮红军筹粮。在黑水芦花的瓦布梁子区，红军派二三百名战士和藏民一起收割麦子，半个月完成了筹粮任务共万余斤。粮食要运往芦花城约3天路程，藏族群众组织100多人的运输队，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甚至有的全家为红军送粮。[（26）]
    在红军长征中，“群众愿意少吃饭少穿衣，节省一粒粮食一寸布，来帮助红军，鼓舞红军”。[（27）]在川康藏区，红军粮食发生困难，不少藏民宁肯自己吃野菜，却把口粮节省下来支援红军，丹巴县巴底乡贫苦藏民格达一先，把自己家仅有的玉米和3斤二季豆种子，煮熟了送给红军战士吃，还用家中的存麻编了15双草鞋送给红军。[（28）]据不完全统计，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永保、郭亮、桑植县，各族人民送交的军鞋就达50000多双。
    在红七军攻下贵州榕江城时，许多群众（包括各家商号）出于对红军的爱戴，汇集了20000多块大洋，慰问红军。[（29）]为了帮助红军渡江，群众还常常拿出自己的船只、竹筏、门板、木料等，自告奋勇为红军架桥。遵义县革委会成立后，为了帮助红军克服物质上的困难，组织了大批群众碾米10余万斤，组织近万名缝纫工人，赶制军装被服近万套，有效地支持了军需。[（30）]在黔西北，红二、六军团占领黔、大、毕后，毕节、大定的革命委员会分别发动城里所有的裁缝，把上百台缝纫机集中起来，给近两万名红军每人添置了一件新衣，另外给每人还增加了一双胶鞋和一把雨伞。[（31）]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是和大凉山地区彝族人民的帮助分不开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以结盟对饮鸡血酒，彝汉人民结成了团结御侮的兄弟。红军“借路”北上，彝族人民“牵牛送羊欢送红军于道旁”，并欢声笑语高呼“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在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经过7天7夜，安全顺利通过了200里彝地，赢得了时间，使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大渡河而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彻底破灭。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评论道：红军穿过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直奔万马奔腾的大渡河。蒋介石同时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重演在大渡河一带消灭石达开的太平军的历史”。[（32）]当时如果没有彝族人民的牵牛送羊和“借路”通过，则红军不可能早日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红军直抵安顺场，“就为抢渡大渡河，飞夺芦定桥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33）]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粮食没收委员会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总共筹粮60000余斤，银元80000多块，二毛皮大衣1000多件。红二方面军进入宁夏后，回民兄弟给红军送水、送茶、送菜，积极筹粮，把黄米、土豆、牛肉送给红军。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红军到宁夏，如同到了家。”[（34）]
    1935年9月红军开进岷县哈达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及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过藏族地区，来到回民地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战士。”尽管这里的回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像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35）]
    在民族地区，气候恶劣，物产不丰，经济落后，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是个最大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民族上层也起了很大作用。康区德格土司在与红军订立协定后，其中一次就为红军筹集到150头牛、53匹马和一大批粮食。在桑批寺筹集的粮食“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中甸归化寺最高统治者八大藏族“老僧”，以该寺名义为红军筹青稞60000余斤及红糖、盐巴卖给红军，保证了红军继续北上的供给。红军北上，归化寺还奉派数骑随军陪送到附近。[（36）]前文提到的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仅派寺内喇嘛召回村民，帮助红军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积极为红军筹粮食。在他的带动下，寺中僧侣群众交纳的“拥护红军粮”，有青稞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37）]
    贺龙同志曾指出：“国民党军队打仗，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呢？靠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38）]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竭诚拥护有密切联系。红军长征胜利也正是与广大的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少数民族人民在红军长征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注释：
    （1）（35）[美]哈里森·豪尔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330页。
    （2）林华明：《红军长征与民族工作》，《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第14页。
    （3）（4）（5）（6）（7）（8）（19）（27）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第296～297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69页、第383页、第536～537页、第536页。
    （9）《斯大林选集》上卷第80页。
    （10）《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4页。
    （1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7页。
    （12）《苗族简史》，第237～238页。
    （13）（28）罗佳英：《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14）吴启权：《较成功的民族经验，较完整的民族政策雏型--论长征在四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
    （15）《六大以来》（上）第764页。
    （16）廉臣（陈云）：《随军西进见闻录》，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296、304页。
    （17）张忠孝：《红军的回民政策》，《民族》1991年第12期。
    （18）马勇霞、李文乾：《红军西征部队在固原地区活动简论》，《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4年第7期第23页。
    （20）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编：《红军在黔西北》第78页。
    （21）（22）（24）（33）肖华：《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1983年第8期。
    （23）《贵州革命烈士传》第2辑第78～83页。
    （25）（37）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民族出版社，第38页。
    （26）《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29）《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30）遵义市委党史办编：《长征火种》。
    （31）《贵州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32）转引自周锡银：《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宗教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
    （34）李贞：《难忘的岁月》，见《宁夏地方党史资料通讯》第5期，1986年11月。
    （36）《贺龙致掌教八大老僧信》1936年4月30日，《政工总结报告》。
    （38）《贺龙在川东南》，解放军出版社，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