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之后，1983年初，我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有不少时间、不少工作仍在乔木领导之下。到理论局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983年3月7日，由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召开，由周扬同志作长篇讲话，其中着重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个会原由中宣部委托周讲文艺问题，他领了一个班子在天津起草。开会前几天曾给中宣部来电话，说周想把问题讲得宽一点，改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当时我正好接这个电话，因到中宣部不久，不知会议原委，但对周很尊重，认为他当然可决定做这种改变。可是当我坐在下面听他讲话时，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头。因为周的地位较高，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事先没有报告中宣部，更没有请示党中央的情况下就这样讲是不大合适的。乔木没有参加这个会，但这天下午他参加了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马克思的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因为上午才收到周讲话的清样。我即请他快向乔木报告。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后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和复杂，第二天，经与邓力群商量后，决定学术讨论会延长，休会两天后继续开会，要理论局迅速组织几位不同意周的观点的哲学、文艺方面的专家作大会发言，并与周的讲话一样发消息和摘要。这样做，一是因为不少人确有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不同学术观点讨论的气氛，而不致使外界认为中国党对指导思想有新的解释，周是受中央委托阐述官方观点的。事实上，周文发表后，外界就议论纷纷，港台反动报刊更是大做文章。同时乔木与周扬等谈话，批评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决定周文人民日报既已详细摘要报道，就不再全文发表，建议他修改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我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该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以异化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所以发生种种弊端和需要改革的理论依据。它向世界表明，似乎中国党已放弃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的和科学的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在一起。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已争论多年，还可争论下去；但周的讲话中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它带上现实政治性。而周又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与乔木一起共事，“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我想，乔木迅速坚决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从大局出发力求妥善处理而又不伤感情的挽救措施。但执行中遇到很大抵制，不久，人民日报突然一字未动地全文发表了周文，又使政治理论问题变成了组织纪律问题。加之飞短流长，这就形成了上上下下复杂分歧的局面，使乔木的处境十分困难。直到这一年十月二中全会小平讲话，批评有一些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同志，“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批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等等，才使争论告一段落。接着，乔木以七十高龄又担起著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和说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任务，使这一争论告一结束。当然，我并不想说乔木处理这一问题的每一做法和他文章中的每一观点都很适当，无懈可击，不想为此辩护。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到小平讲话、乔木著文以后，党内认识始终未能统一，境内外更是流言蜚语、污蔑攻击之事连绵不断，直至今天。虽然我了解此事的大部过程并参加了小平讲话、乔木文章的起草工作，但这些都不可能在这篇回忆里涉及了。这里大略提起这场争论，主要是想说明乔木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事关大局的战略性问题的坚定的原则性和敏锐的预见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场争论以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手发动各种敌对势力肆意“批评社会主义”，从改变苏共的理论基础很快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这段历史不是历历在目吗？还有，周文有关部分的一位主要起草人，长期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时振振有词地否定乔木对他的批评，争辩说他的观点如何得自马克思，符合马克思。现在好了，曾经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位先生已公开声明：他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最有价值的哲学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不过现在改变了一个说法，叫“唯人主义”。他并且诅咒道：随着苏联东欧体系的崩溃，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当然，现在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处于低潮时期，一些学者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转向和变节，或者文雅一点说，改变信念，这种现象毫不奇怪，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对于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正好说明乔木当年不顾议论纷纷、百般阻挠，花很大精力坚持这场争论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怀念和纪念吗？
    这场争论之后，乔木深感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重要性。1984年春，他开始按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讲话的提议，就思想战线工作的情况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提供中央专门讨论。三月下旬，乔木从杭州给邓力群打电话并请他向耀邦汇报，就党的理论工作讲了许多非常深刻而精彩的话。比如说：下次中央讨论思想工作，要研究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思想上的大党、理论上的大党。我们党在理论方面的研究，长期只靠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探讨，而毛主席系统的理论著作并不多。五十年代，我们主要靠翻译苏联的著作；现在又主要靠翻译美国和西方的著作，不少人容易跟着西方走。目前无论在我们的干部中，还是在理论界，对国内国际出现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讲不出一套深刻的道理来。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有六十多年历史的大党，却没有一批自己的大学者、大理论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学术著作，实在说不过去。一个大国、大党，要长期发展，单凭过去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是不行的。当然建设一个理论上的大党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必须从现在起就有长期打算。下面还举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等例子说明，许多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都要深入研究，这是思想战线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的首要方面。四月初，我随邓力群到杭州向乔木汇报思想工作方面的情况，乔木正在杭州就这个问题作调查，就把我留下帮助他做一些组织联系工作，一直到四月下旬。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他分别召开了理论工作者、高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工会干部、青年团干部等各种座谈会，与他们一起商量理论研究工作，高校理论教育，工人、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还参观了工厂、农场、乡镇企业、大学和计算机研究所等单位。这期间，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考虑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工作，包括学校理论教学的改革，科研单位、党校和报刊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人的读书活动和工会工作，学校党团组织的活动和学生的思想动态，企业的管理、改革和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甚至城市生活中的思想文化建设。特别对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有系统的考虑，并要我帮他考虑一些课程的提纲。每天在一起散步、看电视的时候，常常听到他对有关思想文化各种问题的评论和意见，包括理论学术问题，也包括方针政策问题。由于人道主义问题辩论的余波未消，一次看电视时，我提出现在理论研究和讨论中，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清楚，有些人有顾虑，不少人要求划个明确的界限。他说，这样做很难，甚至不大可能。人道主义、异化，本来作为理论学术问题不是不可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又说，波兰的团结工会，本来也是说可以允许，后来越闹越凶，不管不行了。界限不是固定的，界限会随形势变化的，所以只能根据形势划一些大致的界限。有一天参观灵隐寺，发现烧香拜佛的人很多，附近一些街巷里都是卖封建迷信用品的。他对此深为忧虑，说宗教活动应当限制在寺院场所，城市要多搞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包括展览、科普画廊等。后来还正式向省市领导提出：杭州是文明的城市，不应是迷信的城市，建议宗教界积极参加公益事业。杭州回来不久，乔木又派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厦门、深圳、海南等开放城市和地区作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可惜后来这件事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结果。他只得转而去抓学校的理论教学。
    1985年，乔木用了很多时间抓学校理论课教学的改革，并让我和教委的同志帮助他做组织实施的工作。这年秋天，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号召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乔木又开始抓落实这项任务的工作。但是中间又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中宣部理论局是分管干部理论学习工作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在现职干部中有不小一部分只读过一些语录，从未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针对这种情况，曾搞了一个补课性质的正规化学习计划，各省由讲师团负责，已进行了好几年。这时接到一位干部的来信，反对这样做，说是教条主义。理论局内部也为此发生一些争论。问题的实质，是在学习马克思理论中存在教条主义，还是根本不重视、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像林彪当年说的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毛泽东的著作，百分之一学马克思。两种情况哪是主要的？十一月初，我从哈尔滨开会回来，听说部里要召开全国会议，研究布置干部理论学习。十一月七日，新上任不久的中宣部部长和理论局的几个人一起向乔木汇报这项工作。在汇报的时候，乔木尖锐地批评了不重视、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解决现在的问题等错误观点。同时也批评了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和做法。比如想只记得一些简单的结论和流行的口号，而不想知道我们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问题的。其中谈到，如果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联系，只简单地知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字句，这样理解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要赚钱，也不能凭空想，也要了解行情，从实际出发。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如果不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字句就只能被理解为一般的日常生活常识而谈不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在一些人中却以为抓住什么把柄。紧接着就在下面搞了一些被乔木称为“从延安以来历届宣传部都没有发生过”的违反组织纪律的无聊做法。有人还在外面散布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流言。乔木对此当然很生气，立即制止并给予尖锐批评。我想他除了生气，可能更多地是感到悲哀。正在小平提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央最高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只知道搞些小动作而不知理论为何物，怎么能去组织干部学习呢？多年领导党的理论工作，习惯于同工作人员“海阔天空”地研究理论问题的乔木，面对这种情况，怎能不感到寂寞和悲哀呢？
    1987年十三大以后，乔木退出第一线，身体越来越差。我也离开了中宣部，接触的机会少了。只是有时去看看他，很希望他把知道、思考的许多事记下来。到后来，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剧变，有些理论性、政治性问题还常常向他请教。这时我发现，一方面世界风云的变幻使人忧虑的多，使人鼓舞的少，一方面乔木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因而他的思想也更深沉了。比如有一个为中央起草的文稿里，有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仅仅看见某些漩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我参加起草这个文稿，并为最初提出这个譬喻而十分得意。但乔木有一次见到我说，你们写的那里面的一段话，对虽然对，不过太空泛了，和现实距离太远了。我说那是讲整个历史长河，不是讲当前一个时期的形势，站得高一点。他开玩笑地说，站得太高，几乎站到卫星上去了。乔木在八十年代初曾批评过“共产主义渺茫论”，认为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和一百多年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区别开来。现在他反思历史，觉得以前把目标想得太近，现在由近而远了，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他仍象八十年代初那样，让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思想去追寻和探索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但年事已高，感到现实扑朔迷离，又不免在迷茫和犹豫中透出某种苍凉。
    笑咪咪的、轻声细语的、一刻不停地思考着的瘦老头，乔木这个形象反复在我的心目中显现。在他的身上，虽然存在着由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对真理和革命的永无止息的追求。现在我们更需要继续他的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