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但笔者认为，八路军从出师抗日到基本转入敌后作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下面，笔者对自己的这一看法做一个大致的分析说明，以就教于军史、党史学界。
    八路军在华北基本转入敌后作战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37年9月到10月下旬。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的方针是在战略上处于敌之翼侧，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虽然在八路军出师前毛泽东曾提出以一部兵力向敌后挺进的设想，但这一阶段中八路军实际在战略上尚未实行向敌后发展。
    在八路军出师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曾计划八路军全部依托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8月5日，张闻天和毛泽东在致朱德、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应在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只宜作侧面作战，不宜作正面作战。8月底到9月初，正当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相继东渡黄河开赴前线之际，毛泽东于9月3日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指出在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时，应提出红军以涞源、阜平、灵丘、广灵、浑源、繁峙、五台、盂县、完县、唐县、曲阳、灵寿、平山、蔚县等21县（即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北、察南、冀西一带）为活动区域。在当时，这一地区还没有成为敌后。可见，在八路军出师之前和出师之时，都没有向敌后进军之部署。
    正当八路军向恒山山脉开进之时，日寇已占领大同、广灵、蔚县、浑源等地。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一新情况，于9月17日在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证明。”而在这一地区的晋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因此，电报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二○师“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此时尚未渡河）“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继续强调“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
    从以上电报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应随着日军的推进而向山西方向移动，即电报中所说的八路军各部应分别向管涔山地区、吕梁山脉、五台山南段以及太行山、太岳山地区移动，而不是向着此时即将成为敌人后方和已经成为敌人后方的恒山山脉及其以东、以北方向挺进。可见，中央此时仍无令八路军向敌后挺进之部署。八路军此时的方针是“展开于敌之翼侧”，而不是挺进到敌之后方。
    根据毛泽东的电报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于9月21日、25日对各部队的活动地区做了新的部署：一一五师在灵丘、涞源以南，曲阳、灵寿以西，五台、盂县以东地区；一二○师主力向左云方向袭击，负责发动与组织晋西北和绥东的群众；一二○师三五九旅在盂县以北地区；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北地区。此后，八路军各部队即按此部署进入作战地域。一一五师活动于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并于9月25日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一二○师师部率三五八旅于9月底集结于晋西北的神池、八角堡地区；一二○师三五九旅随总部开赴五台、平山地区；一二九师（9月30日出动）师部率三八六旅于10月中旬进抵平定（在正太路上）以东地区。此时，八路军各部实际活动地区也并非敌后。
    正当八路军各部相继进入作战地域之时，日军在受到平型关战斗的打击后，调整了部署，继续进攻。从9月底到10月初，由大同南犯的日军主力从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攻占了繁峙、代县、崞县、原平；日军一部攻占了平鲁、朔县、宁武之后沿同蒲路继续南下；由广灵、灵丘进犯之日军也进至繁峙、代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为保卫太原，在忻口以北集中八万兵力，组织忻口会战。9月29日和10月6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为配合忻口战役，以一一五师和一二○师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的任务，并于可能和必要之时，北越长城，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张家口广灵线，但根本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在敌人的翼侧和后方展开了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切断敌人后方运输线，收复失地。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收复了繁峙、灵邱、广灵、蔚县、唐县、曲阳等城镇和平型关、紫荆关，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和北平的交通线；一二○师在晋西北先后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等城镇，第三五九旅和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曾挺进雁门关、崞县地区，并曾几度占领雁门关，切断了日军通往大同的运输线。
    从以上情况看出，忻口战役开始后，我八路军两个师的主力在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八路军这时向敌之侧后的深入，并不属于战略上向敌人后方的挺进，而是属于在战役上向敌人后方的出击。八路军在敌之侧后的游击战争是为了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并不是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地向敌后发展。并且，从这时八路军三个师的整个态势上看，大部分是处于敌之翼侧，而不是处于敌人后方。
    关于八路军向敌后发展的设想，早在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来了。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曾说，红军可以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9月29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曾指出：“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的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的部分的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八九月间就说明过以一部兵力向敌人后方出击的思想。但这在当时还只是设想或计划，还没有作为八路军的直接任务提出来，当然也更不能付诸实施。
    从以上情况和当时华北战场的有关情况来看，从八路军出师到忻口战役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之所以未提出向敌后发展的任务，主要是因为：第一，日军在华北尚未相当深入，敌后空隙尚未充分暴露，八路军就整个来说还不便在敌后活动。如果立即大部进入敌后，必然在战役上处于敌之迂回包围之中，就会被迫与敌决战，陷于被动的地位。第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正在进行，八路军必须在战役上进行配合，因此不可能提出向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第三，八路军的根据地整个来说尚未建立起来，如果立即深入敌后，则没有后方基地做依托。
    第二个阶段：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4月。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主力在敌之翼侧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同时提出了向敌后发展的任务，并开始派部队深入敌后，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向敌后发展的计划，是在10月下旬以后开始实行的。当时，平汉线上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后，除以一部继续沿平汉路南进外，大部兵力沿正太路西犯，进攻井陉、娘子关。10月下旬，娘子关要塞告急。这时，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下驰援正太路，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率领该师独立团、骑兵营及另两个连约二千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聂荣臻所部留在敌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毛泽东关于向敌后发展的计划的开始实施，是八路军在战略上向敌后发展的起点。当时中央军委之所以决定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向敌后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随着日寇的不断进攻，敌人后方特别是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的空隙已经开始暴露，并且随着日寇的继续进攻，敌后空隙还将进一步增多、增大。第二，在此之前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敌后曾收复了几座城镇，证明敌人后方兵力不足，在敌后是可以发展的。因此，八路军在这时以一部向敌后发展，有成功和站得住脚的把握。
    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军队大部撤至晋南、晋西。在太原失陷的当天及此后的几天内，毛泽东于11月8日、9日、13日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并具体指示：一一五师主力应迅移吕梁山脉，以汾阳、蒲县为中心创建根据地；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虽然有被敌截断归路之危险，但主力决不应退出山西。毛泽东还指出：“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浦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神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一一五师除聂荣臻部仍留晋察冀地区坚持斗争外，师主力转移到晋西汾河流域的汾阳、孝义地区，后来，其三四四旅为策应三四三旅并相机支援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而进至晋东南武乡地区；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仍留晋东南地区；一二○师仍在晋西北。此后，八路军各部即分别在上述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太原失陷后，毛泽东已充分估计到日军可能进一步深入，山西可能整个被日军占领，八路军可能处于敌后作战。然而，日军在占领太原后并未立即继续进攻，整个山西并未被日军全部占领，国民党军队尚在晋南、晋西一带。此时在八路军活动的几个地区中，尚只有晋察冀地区处于敌后。而晋西北、晋西、晋东南三个地区，都是处于敌人占领区和尚未占领区交界之处，尚有未占领区作依托，因此，尚未成为敌后。可见，太原失陷后，八路军的大部分仍是处于敌之翼侧。
    1938年2月中旬，日寇发动了对我晋东南、晋西北、晋西根据地的大举进攻，严重地威胁了潼关、西安与陕甘宁边区。2月23日，毛泽东、任弼时在给八路军总部、各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提出在敌人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电报指出：“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后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电报对八路军将来之行动作了计划，指出我八路军应根据不同情况，以全部或一部留在山西、河北作战，配合内线主力。可见，此时毛泽东才明确地提出在敌人深入进攻条件下八路军留在外线（即敌后）的问题。然而，在当时，为了打退日军新的进攻，巩固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不使日军渡过黄河，我八路军各部必须与进攻之敌作战，而不能立即以大部向敌后发展。为此，1938年2月至4月间，八路军各部与进攻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晋西的午城、井沟地区多次打击西进之敌，迫使日军东撤；一二○师在晋西北打破了敌人的数路进攻，收复了五寨、保德等七座县城；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在晋东南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并粉碎了敌人对晋东南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在晋察冀也粉碎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但由于在晋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后撤，致使日军在1938年3月底占领了山西最南面的风陵渡。
    从八路军在1938年2月至4月间的作战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期间八路军大部的作战主要是为了保卫晋东南、晋西、晋西北这三块处于敌之翼侧的根据地，八路军与进攻之敌处于纵横交错的状态，八路军大部的作战地域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前线，而不是敌人的后方。因此，1938年2月至4月间，八路军的大部仍未转入敌后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