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现有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全面地介绍其发展情况，而一些具体的问题，尚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国民党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二是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军队游击战的发展情况；三是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游击战最初决策于何时
    论者一般以1937年冬汉口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为国民党军决定采用游击战的开始。[1]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应用。
    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7月31日，蒋电令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告以平津失陷，须在敌后破坏铁路，扰乱敌人。[2]1937年8月2日，蒋指示参谋本部：“对于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对敌人进行欺骗与破坏活动。[3]9月15日，蒋指示甘省代主席贺耀祖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4]这些材料，证明蒋介石在抗战初发之际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他把游击战看作是牵制消耗敌人，保存自身战斗力，维持持久战的一种手段。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5]他这种思想，在另一份电文中也有体现，他写到：“以后作战，应多用柔性游击战。避实击虚，务保持战斗持久力为要。”[6]
    可以断定，在汉口会议之前，蒋介石已经开始命令有关人员准备发动游击战了。实况如蒋纬国主编的战史所写：“抗战初起，军委已叠令各战区重视游击战。当日军进攻时，扰其侧翼与后方，破坏交通；敌人占领后，主力转移，亦留置部队于敌后游击。”[7]在汉口会议决定于山西加强兵力、开展游击之前，最早沦陷的河北已经开始了游击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于1937年9月调往晋东，乃于河北留置游击部队，委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司令，李福和为独立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军委会又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团总指挥。[8]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已经考虑采用游击战作为抗日的手段。1937年3月定稿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之“作战指导要领”明文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9]国民党能够较早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并不奇怪。中日两国交恶已久，非一战不能解决问题。有见识的国人早已在思考抵御日本侵略的良策。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小我大的局面下，游击战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许多人的著作言论中均提出过这一点。
    只是，在抗战之初，敌人的进攻强劲，国民党主要集中兵力进行正面抵抗，而且沦陷区不是十分广大，游击战自然受到限制，不十分引人注目。我们无妨把汉口会议看做是国民党进一步重视游击战的标志，但不应忽视游击战思想最初的渊源。
    二抗战防御阶段中国民党军的游击战
    国民党正式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事。这之前，国民党军虽也开展了游击战，但为论者所忽视，现有诸文均言之寥寥带过。[10]下文试图简述一下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的情况。
    至南岳军事会议宣布进入第二期抗战为止，国民党军在敌后已有正规军近30个师，约30万人，另有地方武装30万人，数量相当可观。这些部队主要活动于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区、冀察、鲁西北、鲁南沂蒙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处靠近交通线的山区。下面分战区介绍国民党军游击战的发展情况。
    第二战区。本区是国民党游击战最重要、最活跃的地区。太原失守后，汉口军事会议命令第二战区的部队在山西展开游击战。主力有杨爱源之第六集团军，赵承绶之第七集团军，孙楚之第八集团军，王靖国之第十三集团军，共合八个军。另有共产党之第十八集团军。实力相当雄厚。
    1937年12月下旬，战区拟定游击指导方案，将山西划为七个游击区，分别指定游击方向。1938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国民党军反击太原失败。军委会于3月上旬电令：“分区向山地转进，全面游击，长期抗战。”[11]战区长官奉命后布置如下：东路军，朱德率八路军建立太行山根据地；南路军，卫立煌指挥第十四、十五、十七、十九、六十一军及第八十五师，在中条山吕梁山建立根据地，“并竭力袭击同蒲路之敌”；北路军，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一师及骑兵第一、二军，在太原、雁门、大同以西山地建立根据地，并威胁敌同蒲路北段；第九军及第六十六师为游击总预备队，控置于大宁、河津附近。[12]游击战于是全面展开了。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及在南方的新四军的游击展开，最初也属于战区游击战略的一部分，但后来逐渐摆脱了国民党的限制。所以本文论述中不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归入国民党战区下的游击战之中。
    山西的游击战，注意与正面战场的配合。徐州会战前后，卫立煌奉军委会命令于5月16日开始扫荡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至月底，收复所失黄河渡口；同时，晋北的傅作义也奉命攻击敌同蒲、正太、平绥各铁路线。武汉会战前后，军委会指示“以破坏交通线为目标”，南路军指向同蒲路南段，东路军指向正太路及平汉路北段，北路军指向同蒲路北段及大同以西平绥路，分别展开游击。[13]蒋纬国所编战史评价说：第二战区于1938年2月至10月，“发动全面的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4个师团的兵力……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14]日本方面的材料也有重要评价：“在第一军地区（即山西--引者注），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15]
    第一战区。1937年末，国民党军已在本战区留置了游击部队。1938年1月11日，军委会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16]1938年2月至3月，敌第十四师团向我道清铁路进攻，我第五十三军向陵川、林县游击，骑兵第四师与张荫梧、孙殿英、吕正操各部游击队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以策应正面战场。[1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荫梧部于1938年春在大名一带击破敌一联队之役，白崇禧称赞说：“游击队能攻破敌一联队，在当时算是大奇迹。”[18]
    为进一步加强河北游击战，1938年6月8日，军委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兼第一战区游击总司令，驻冀县，统帅中央主力部队第九十七军。另外，当时在河北的还有石友三之第六十九军。正规军构成了国民党军游击队的主力。在1938年度，游击队的积极活动效果非常显著。“国民政府政令之推行，仍能普遍于各地，并加紧组训民众，增加抗战力量，敌欲统治其占领区域之迷梦，盖已根本粉碎无余”。[19]
    第五战区。本战区游击区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山东境内。1937年12月，日军攻占济南、青岛，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率领海军陆战队、地方部队于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击；庞炳勋第三兵团一度收复蒙阴。敌第五师团于1938年1月沿胶济路南进，游击司令刘振东守备沂水，力战阵亡。敌攻临沂时，游击队则袭击敌后，迫其放弃潍台公路，“于临沂之胜有极大贡献”。[20]
    二是大别山区。本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为华中战略要地。第二十集团军廖磊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他以立煌县为中心，积极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并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家口、鄂东之麻城，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该区东窥津浦、西出平汉、南下长江、北袭陇海，战守皆宜，位置重要。
    三是苏北地区。李守维之第八十九军及新编第六旅构成本区主力，还有省保安旅团、各县保安队等地方武装。韩德勤以兴化县为中心，积极建设根据地。
    武汉会战前后，军委会屡次命令第五战区游击配合。5月13日，军委会电令：“二十四集团军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四十八军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21]6月2日，又指示第六十九军及第五十七军向津浦路南段游击。这是战前的配合。会战中期，又指示第五战区：“以八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22]于是，从1938年夏至12月，第五战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对武汉会战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除上述第二、第一、第五战区以外，其他战区也奉命加强了游击战。如第三战区在武汉会战期间，第十集团军在沪杭一带，第十一集团军在京杭一带，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江南铁路沿线游击，并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对策应武汉会战贡献甚大”。[23]第九战区也奉命“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向敌后方游击”，策应武汉会战。[24]
    以上情况说明，在抗战防御阶段，由于日军正面强大的攻势，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仍是用于正面作战。但正是在这种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态势下，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后方，国民党也注意到游击战的普遍运用，国民党军全面展开了游击战。由于日军主力快速向前推进，在身后出现大片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占领军的力量分配极不均衡。这种局面十分有利于中国游击力量的发展。本阶段国、共双方在敌后较好地配合作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的看，这时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是积极有效的，我们不应该忽视。
    三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特点
    所谓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特征，主要是与共产党相比较而言。由于两党所处的地位、拥有的力量、信奉的理想、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不同，因此分别采取了依靠政府为主导与动员人民为主导的两条根本相异的政治路线。影响到战略上，分别确立了依靠正规军与依靠人民群众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虽然同样展开了游击战，但两党战略指导思想却有很大区别。国民党方面更多地带有正规战的色彩，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的游击战特别强调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从以上介绍的国民党军早期抗战的情况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军委会经常命令敌后游击队与正面战场配合，并且常常指示具体的作战方向。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仍然继承了这一特点。在游击战比较活跃的1938年底至1941年底，几乎每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命令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配合。
    南昌战役（1939年3月）：在战前，蒋介石3月8日致电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要求：“孔荷宠游击队应确实破坏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庐山游击队及各县游击队应不断在敌后方活动，破坏交通，袭敌辎重。”[25]至3月下旬战役开始后，军委会又命令第二战区发起攻势以作策应，对南路军、东路军、西路军、北路军各有具体的指定目标。[26]
    随枣战役（1939年5月）：第五战区刘汝明第五十八军、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奉命在桐柏山大洪山游击，保守山地，阻敌西进。
    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9月至10月）：第九战区为加强游击战，以湘鄂边区为主要游击区，设根据地于九宫山，任樊崧甫为挺进军总指挥，辖三个挺进纵队及14个挺进支队。[27]
    冬季攻势（1939年末至1940年初）：国民党军投入了第二、三、五、九共四个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及鲁苏、冀察的兵力佯攻配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均积极展开进攻。
    枣宜战役（1940年5月至6月）：4月，李宗仁制定第五战区作战指导：“大别山游击军应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辖第二集团军，鲍刚游击队、鄂东游击队之一部，应对信阳之敌行牵制攻击，并应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大别山游击军兼总司令李品仙辖廿一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除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时行袭击外，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威胁敌后方。”[28]
    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至10月）：9月21日，军委会电令第五战区：“应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以重点指向汉宜公路，截断荆宜敌人后方，阻敌转移兵力。”[29]9月29日，军委会又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规定：“第五战区应以淮南、淮北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30]此外，第三战区、第六战区也奉命分别发动游击战策应。
    以上情况，表现了国民党游击战注重与正面战场配合的特点。这种协同配合，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就因为交通被破坏、补给不足而撤退。但由于国民党过于重视游击战对正规军的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游击战主动、灵活、速决、流动的特殊要求，限制了敌后战场的发展。如限定作战方向、限期发动攻击，不利于游击队自行决定进退、寻找战机。有时，国民党军为了完成作战任务，不得不进行一些攻坚或死守的战斗，伤亡大而效果差。如南昌会战期间，第二战区发动游击，而“日军凭坚固守”，我方作战效果就不好。[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