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游击战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与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蒋介石虽然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他却把游击战看作一种辅助战法。1941年10月，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他训话说：“步兵战，当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干，但补助步兵战的战法更多，即如‘第五纵队战’、侦探战、突击战、奇袭战、伪装战、反间战、游击战与‘国民组织战’等都是。”[32]此处很明显地表露了他把游击战当作一种补助正规战的手段的观念。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国民党军的游击战较多地注重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而独立性与主动性却显得不足。
    第二，国民党的游击战主要是依靠正规军，轻视人民的力量，不相信地方上非正规的民众武装。在抗战防御阶段，国民党游击队的主力就是由正规军构成的。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民党通令所有战区均以1/3的军队用于敌后，更提高了正规军的比重。
    对地方武装，国民党则加强整顿，力求使其正规。1939年5月，军委会公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以后又陆续制订了补给、训练、奖励、纪律等20多项命令办法。游击队调整的原因，何应钦是这样解释的：“关于游击部队，本年增编甚多……除由正规部队改充者外，其余均非正式队伍，素质多非优良，现正设法整理。”[33]整顿的对象是非正规部队。整顿的内容主要有四项：“甲，规定游击队调整办法，统一名称编制，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乙，派员分组赴各战区，校阅各游击部队，按照规定核发军费，严禁征发扰民。丙，禁止收编土匪民枪……丁，禁止擅自扩充。”[34]
    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何应钦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关于游击队调整的八项办法，还是强调划一编制、“核定指挥系统”、加强纪律、加强训练等。他再次强调：严禁“任意收缴落伍官兵或地方团队枪枝自由扩充。”[35]
    1941年3月至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会全上，何应钦再次强调“严明纪律，限制收编”，并且报告说，已开始对某些质量较高的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的工作。[36]
    1941年6月，军委会颁布“整理全国游击队提高敌后游击效能实施方案”，命令各区游击队裁减1/4，约14万人。何应钦总结说：整编之后，“大部分均属正规军参战，颇收奇正相应之效。”[37]他并且表示：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将配属完成之挺进部队，逐渐归编正规军”，而且“此后即不再事增编，以节军费”。[38]尔后，至1943年6月，敌后游击队又削减16万多人。[39]至1944年4月，又削减约8万人。至此，国民党游击官兵约为27万人。[40]
    从上述整编过程中，我们看到，国民党非常重视游击队的正规化。因为他们把游击战看作正规战的一种形式。蒋介石曾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41]何应钦也曾说：“自第二期抗战后，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惟对于民众组织之游击队，有加强调整必要。”[42]
    国民党注重游击队的整顿，还暗含着一种私心。因为国民党中央害怕地方势力发展会形成尾大不掉、枝大披心的局面，更害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后会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在整顿过程中，不断强调限制扩充，还多次限制共产党军队的活动范围，并尽量把地方部队收编为正规军，纳入自己的指挥系统。在抗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势力范围，命令收编的地方部队维持治安，为国民党抢占了很多地盘。
    另外，国民党游击军的正规化整顿，有加强纪律的积极意义，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强调正规化，敌后国民党军往往不十分注重发展军民关系，不努力于根据地的建设，这大大限制了其综合功能的发挥。斯诺曾批评国民党的游击队：“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43]
    综上所述，我们一方面应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发挥的作用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我们在评价其作用时，不可过于夸大。刘凤翰先生的文章否定中共领导的游击战的贡献，说“敌后战场是国军与国军游击队打出的天下”。[44]他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效果未免估计过高。我引用《华北治安战》中的一句评论做为本文的结语：“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45]
    注释：
    [1]参见：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赵万钧：《国共两党的两种抗日游击战》，《党史理论》1994年第10期。
    [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二册，第182页。
    [3]吴伯卿，林养志：《中国现代史资料丛编》第十集《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4]秦孝仪：《作战经过》第一册，第51页。
    [5]转引自韩信夫《国民政府抗战的战略思想论纲》，见《军事史林》1989年第4期。
    [6]秦孝仪：《作战经过》第三册，第147页。
    [7]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三）--抗日御侮》第三册（以下简称《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0页。
    [8]《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9]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10]赵万钧：《国共两党的两种抗日游击战》。
    [11]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四册，第53页。
    [12]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四册，第53-54页。
    [13]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四册，第59页。
    [14]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三册，第110页。
    [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6]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苦卓绝的十四年》，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1页。
    [17]《白崇禧回忆录》，第280页。
    [18]《白崇禧回忆录》，第279页。
    [19]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2页。
    [20]《白崇禧回忆录》，第289页。
    [21]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五册，第202页。
    [22]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463页。
    [23]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四册，第76页。
    [24]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上），第464页。
    [2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10页。
    [26]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册，第63页。
    [27]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册，第214页。
    [28]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45-46页。
    [29]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七册，第156页。
    [30]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七册，第158页。
    [31]蒋纬国：《抗日御侮》第六册，第63页。
    [32]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2页。
    [33]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189页。
    [34]《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189页。
    [35]《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245页。
    [36]《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2页。
    [37]《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134页。
    [38]《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135页。
    [39]《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11页。
    [40]《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第250页。
    [41]转引自赵万钧，前引文。
    [42]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上），第245页。
    [4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第201页。
    [44]刘凤翰：《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第90期，1992年8月，第59页。
    [4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