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自幼在中国长大，是熟悉中国、蒙古等亚洲国家国情的，尤其精通中国边疆问题的“地缘政治学”家，于抗日战争期间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名，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曾在美国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不幸因而落入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魔爪。他堪称50年前中美政治风云的重要见证人。
    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
    拉铁摩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任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高等学府，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12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该书，本文作者所加括号为[]，引文原有的括号为（）。]，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去欧洲读书。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我[引文中的”我“均指拉铁摩尔]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终于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伕，都打过交道。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他日后从事科研及从政都大有裨益。
    1924年的一次边疆之旅成为他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契机。当时他押送一车皮羊毛到内蒙的呼和浩特。雄奇的塞外草原风光，淳朴的蒙族民风，使他萌发了探索的欲望：“感到每日忙于事务，十分枯燥乏味，还是研究研究中国吧。”[《自传》]后来，他还跟随骆驼商队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跋涉，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他对沿途所到之地进行认真的考察，完成了处女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寄往伦敦发表。没想到，文章很快发表。初战告捷，更坚定了他的向学之志：“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转引自日本·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1928年，28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1年。后又回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1930年至1932年，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内蒙进行实地考察及全面研究。为此，他同时还学习中国文言文、蒙文、古蒙文，并达到“我能像蒙古人一样在蒙古地区旅行，不感到任何不便”[《自传》]的地步。他完成了《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分化、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问题》等论文。简单说来，他把“满洲”[东北]看成是中国、俄国、西欧三大文明的竞争舞台，把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归结为西欧文明的扩张；长城一带是“边疆贮水池”地区，并决定着历史上循环着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消长和扩张；中国各王朝的稳定程度清楚地反映在控制长城的力量上；等等；总之，是属于将国际及地区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地缘政治学”学说。这种学说能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因素来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方针提供理论依据。由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来自亲身感受，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再加上未经过正规大学的系统教育，头脑中的“学院式”条条框框的束缚少得多，因而显得生动活泼，受到美国朝野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1933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1939年后，还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他于1934-1941年编辑会刊《太平洋事务》之前，该刊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跟着官方鹦鹉学舌。拉铁摩尔主持编务后，主张“将该刊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自传》]。例如，拉铁摩尔既刊载以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评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也编发中共地下党员、纽约《今日中国》固定撰稿人冀朝鼎的反驳文章。针对断定中国共产党将被镇压下去的《华北日报》评论文章，他也发表评论，指出中共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他们领导的技师和他们在自己占领地区赢得支持的能力”[美国·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及有关评论，以及提倡组成反日联盟的论文。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乃至西安事变刚爆发，代表英国官方立场的《泰晤士报》和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同时就此向他约稿。他当时未发表意见，但“我听说了中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十分可靠的。”
    1937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贾非·毕恩来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而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身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6月，他们从北京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由于埃菲通晓地形和人情，“知道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不费事地越过了哨卡，到达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听众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称的坚强核心的共产党人”。应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兴趣的要求，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同志进行了座谈。他们的司机埃菲是个中国通，在延安的联欢会上能用滑稽的中国方言表演，并有一手修车的绝技，在延安大显身手，毛泽东遂说服他留在延安。但他舍不得自己的汽车商行，“因此他抵挡住毛泽东的各种挽留之辞”。在回西安的路上，他对拉铁摩尔说：“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在他们此行之前，只有美国人士访问过延安。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全面抗战爆发后，拉铁摩尔冒着危险，到华北战地考察。他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终将取得胜利，而且“战争时间愈长，中共就愈加强大。”他后来回国途经日本时，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亲王，当时在场的有岸信介。他们顺便征询他对日本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意见。拉铁摩尔直言相告：“大量使用征募的中国劳工……使中国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日本人的到来不是为了合作，而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你们将加剧中国的反日情绪。”
    当上蒋介石的顾问
    “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日本]，不要发生内战。”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并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存在利用美国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大量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连美国驻华使馆、财政部驻华顾问组都无力制止。罗斯福为此担忧抗日力量削弱，使美国更难对付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扩张，遂要求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想方设法。居里于1941年2-3月访华，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认为，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一位美国人当政治顾问，自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可能使大局得到补救，甚而可能指导蒋遵循罗斯福“新政”方针前进。但是，这位顾问应该完成什么样的具体使命？他能获得白宫多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居里均未确定。他只是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总统罗斯福。提出该人选纯属偶然。居里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是个替朋友罗斯福物色智囊团骨干的“星探”。居里就是他为罗斯福招募的。他有一次乘火车旅行，在旅途中读到“《大西洋月刊》刊登的一篇关于美、中、日[关系]的文章，是一个名叫拉铁摩尔的人写的。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但他的文章比我长期以来看到的任何人的文章都更有说服力”，遂向居里推荐人才。曾任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现任驻美负责采购战略物资的宋子文的顾问颜尔露，以及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都赞同这一人选。后来，当罗斯福得知美国最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鲍曼的态度后说：“鲍曼认为他[拉铁摩尔]合适，那么就可以了！”居里找拉铁摩尔谈过话之后，美国财政部又对他进行了面试，明白他“在感情上既不偏袒蒋介石，也不偏袒共产党”，遂将他作为正式人选定了下来，并通知了蒋介石。蒋遂电告宋子文。宋会晤拉铁摩尔后发觉他和罗斯福素不相识，大失所望。居里告知宋，总统虽不认识此人，但十分器重其学识声望。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得接受了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来说，当时他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搞得很僵；他也不信任美国国务院，认为国务院制定的政策不利于蒋政权。当居里访华时，蒋也向居里提出要求，希望罗斯福向他派一位私人顾问，以建立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直接联系的“热线”渠道。在要求派顾问这一点上，中美最高当局可说是一拍即合，但双方又是存在着分歧的。蒋盼求一位来自罗斯福决策圈内人士做顾问，以便了解白宫的动向，并对白宫施加影响，为蒋政权争取更多的美援和其它利益。换句话说，蒋急需的是精通白宫权术的“高参”，而不需要精通中国问题的“师爷”。何况蒋搞惯了独裁，不能容忍一位对自己指手划脚的“洋教头”。后来蒋和罗斯福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誓不两立，就是明证。但对于罗斯福来说，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最重要的棋子，用不着派遣一位象哈里·霍普金斯那样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二来罗斯福向蒋派顾问的一个目的是制约蒋，而决不能让蒋“反客为主”。所以，“他[罗斯福]不准备让蒋在白宫获得那种立足点。……不派遣一名华盛顿专家，而派遣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此人对华盛顿了解得越少越好。”不过，蒋介石最终接受拉铁摩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人与美国国务院无关系，起码说是个不讨厌的人。拉铁摩尔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他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不愿投靠日本的领导人的象征。……我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再者，我的工作是为民主欧洲和北美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服务。我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所想像的更重要。”他同时还有一个真诚的、本职专业造成的念头，即促使蒋“对蒙古人采取比较明智的政策”。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虽然我由罗斯福提名，但我毕竟是蒋介石任命……并[向他]领取报酬的。……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是忠于他的报酬的。”
    拉铁摩尔来华前受到罗斯福的接见。罗斯福为他写的致蒋介石函件中说道：“非常高兴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们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会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忠于职守而无大建树的顾问
    1941年7月15日，拉铁摩尔飞抵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蒋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兼陪同，给他配备了仆人、小车。但他既不必坐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需要向他咨询时，则派人通知约见。如果蒋介石要向罗斯福传递信息，则和他商定并由他起草电报稿，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电报的密码只有两份，分别由宋美龄和居里掌握。这种保密方式在当时可说是天衣无缝了。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蒋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所以蒋宋对他的器重和亲密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外国顾问端纳。蒋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问题，有些长远的战后问题，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而常让他坐冷板凳。但拉铁摩尔并不介意宠辱得失。作为一个学者，官场上的逢迎拍马不是他的特长；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很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和自己的能耐，“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不过，忠于职守的拉铁摩尔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蒋介石交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答卷”。如他于1941年11月10日呈蒋一份备忘录。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各有关国家都想摸清楚日本的进攻矛头指向何处。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否定了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向东南亚进攻。而且，“英国或许会冒险让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此路是“美援”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理由是“即使这么做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失败，但至少日本会忙于巩固胜利”，而无力进一步侵吞英国控制的其它地盘；“假如英国采取相当胆小和软弱的立场，美国可能会拒绝单独行动去拯救中国”；而且，“即使英美以实际行动参战（也许只用空军）来支持中国，所给予的这种帮助也许‘太小太迟’，无法拦阻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况基本上符合拉铁摩尔的预见。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的，既对英国的“以邻为壑”予以揭示，又没有一味对美国唱赞歌。这对中国方面早做安排，日后形成中、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共同抗日的格局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拉铁摩尔在写给居里、罗斯福的报告中，客观地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反映了蒋介石的切肤之痛：中国被排除在英美最高级会谈之外，也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为盟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用心是“坐山观虎斗”；英美推行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战后中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战胜国及大国的地位和待遇。为此，他建议美国和中国正式结盟，以激励中国抗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