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些基本方针。
    1.周恩来不仅是较早正确认识工业与农业两者关系的领导人，他在建国之初即指出：一方面“工业领导农业”，另一方面工业“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又是“一五”之后较早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领导人，他在1958年曾讲到：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后，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积极倡导者和实际贯彻这一方针的主要组织者。
    2.周恩来一贯主张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强于求成”，而要“均衡发展”、“稳步前进”。在1956年正式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既积极又稳妥可靠，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3.周恩来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主张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50年代一再指出：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不拒绝亚洲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60年代指出：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排除国际上互通有无，在现代世界上不能闭关自守。70年代批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数十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又对台湾开辟自由港吸收外资的做法，表示关注和赞赏。
    4.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周恩来越来越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并把它提到新的高度。指出：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必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成为一个“长期的方针”。
    以上列举的四点，只是《年谱》揭示的周恩来有关新中国建设思想的若干侧面。周恩来26年当中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建国初军事最繁忙时期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来也一直是国家整个国防事业的领导人；他自己说过：解放后20年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他被文艺界亲切地称作“文艺总理”；他始终是全国政协的主要负责人（一届副主席，三届主席）；他是对台工作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和对台政策的掌管者；多次知识分子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均由他作主题报告；他从50年代即积极提倡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其他如教育、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等方面的工作，也无不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之下。《年谱》对研究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思想贡献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其中外交、文艺、科技、水利等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如同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周恩来的不少思想观点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年谱》的有关记述，反映了周恩来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共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同时也为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提供了帮助。
    周恩来奉献精神的生动展现
    周恩来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之高尚，是举世公认的，以至有的评论者称周恩来是一位“完人”，有的研究者提出“周恩来精神”加以专门论述。“周恩来精神”这个概念的涵义无疑非常广泛，而其核心就是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年谱》以无数的事实生动地展现了这种伟大精神。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其工作繁忙和操劳的程度，是很少有人可以相比的。整部《年谱》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身体状况是好是坏，都在勤奋地忘我地工作。
    《年谱》记载的周恩来在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后三天三夜的工作情况，可以看作是他一生勤奋工作的缩影。那天周恩来获悉邢台地震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出医疗队前往救护，并告总参加派人员和卫生队前往，要科学院和科委注意观察和研究。随后连夜召集会议商定监震、救灾紧急措施，并将地震情况和紧急部署书面上报党中央、毛泽东。第二天下午冒着余震的危险赶赴灾区视察和慰问。先到石家庄，听取石家庄地委汇报，再约邢台地委负责人谈话，晚11时到地震中心隆尧县慰问，并做救灾指示。第三天凌晨一时返回石家庄，上午与石家庄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下午又到受灾最重的村庄出席救灾大会并发表讲话。会后走访受灾户。5时动身返京，8时到刘少奇处开会，10时与陈毅等人谈话。不用任何形容和描述，周恩来那种心系人民的伟大情怀，不顾疲劳安危、连续而有序的工作情景，跃然纸上。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全国大乱。本已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更加繁忙，精力的消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年谱》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对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工作情况，做了这样的统计：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及处理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外，1966年下半年，接见北京和各地来京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1967年1－3月，每月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各88、43、49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各114、27、31次。3个月谈话和接见总数为352次。工作的过度劳累，造反分子的无理纠缠，阴谋家们的刁难和险恶用心，使周恩来心力交瘁，身体日渐不支。1967年心脏病发作，1970年起不得不时常吸氧，办公时随时做好抢救准备。但他还是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小时地连续工作。“九一三”事件前后竟又连续工作达50个小时。
    1974年6月1日，76岁的周恩来在确诊为膀胱癌两年后住进了医院。《年谱》对他住院前5个月和住院后19个月的工作情况又做了统计。前5个月139天的统计是：每日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住院后19个月，做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除批阅、处理中央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与陪见外宾的工作人员谈话17次，在院内院外开会40次，出外看望人或约人谈话7次。可以说，《年谱》中每一项数字统计，都是周恩来伟大奉献精神的写照。
    周恩来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那样的大，而他对个人生活和亲属的要求又是那样的严格。《年谱》记载了他1960年严肃批评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为他维修住房；外出考察时严格限制伙食标准；要求参军的侄女重回牧区劳动；三番五次写信或派人到淮安，要求将他家的老宅交公、“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将祖坟平掉、遗骨深埋等情节。这些更充分表现出周恩来思想品格的纯洁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