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资反路线“对发动群众参与党内斗争的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由此真正获得了向”走资派“进攻的现实社会力量。不满现状的学生、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中结成冲击当权派、揪斗”走资派“的联合阵线。他们真心相信，是毛泽东把他们从当权派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又一次成了被压迫者的”大救星“，从而，毛泽东的路线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了。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叫作”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然而，在激烈的干群冲突中，支持群众造反必然招致领导干部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赢得群众的广泛响应，则势必招致领导层的反抗。对很多党政领导人来说，运动从批判”资反“路线，才真正变得不可容忍。事实上，只是在运动的格局变成群众斗领导以后，在领导层才出现了明显的抗争。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打击文化教育界和社会基层的”牛鬼蛇神“时，党政领导中除了劝告红卫兵不要违反党的政策之外，很少尖锐的批评[10]。10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越来越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冲击。11月叶剑英等老帅起而批评，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二月抗争“中所猛烈抨击的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不要党委的领导、夺权、冲击解放军等问题都是批判”资反路线“的直接产物[11]。”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不同类型的矛盾，具有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的矛盾--执政党内的斗争，对运动的整个过程，从起源、发展到结束，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又是调动亿万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虽然与政治矛盾相比，社会矛盾是次要的，但是它给”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不容忽视的深刻印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社会矛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处于初期阶段。“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于党内斗争，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7年，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0年。旧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影响尚未退去，人们对新制度、新矛盾的体验和认识刚刚开始。1966年，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不久，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和改善，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
    其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退一步说，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群众除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很难找到其他思想武器。因而，不论当时群众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他们，包括造反派，在思想上都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可悲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上上下下盛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崇拜。但是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对运动的不尽一致的期待。运动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运动冲击他人时，许多人很坚定，很积极，很“革命”，或者尚能跟着走，并不怀疑运动方向的正确性，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或者危及自己所属的群体，才产生了不理解、苦闷、怀疑及至不满和抗争。考察分析人们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不同问题上政治态度的转变和差异，有助于理解和辨别平时隐现的社会差别和矛盾，以及不同群体的真实利益所在。
    社会矛盾毕竟不同于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实际运动中必须十分审慎，防止“政治革命”变为社会革命。他们一方面放手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一些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批判群众中的“极左思潮”，以保证中央战略部署的实现和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等等。当时被批判的“极左思潮”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把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当作官僚阶级予以否定，并号召社会革命[12]。
    历史唯物主义一向注重考察政治运动的社会根源，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席卷全国，有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更应当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特别是对群众为什么曾经以高昂的激情参加运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从考察介入“文化大革命”较深的社会群体：领导干部、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入手，试图说明社会性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存在和作用。相信这方面的努力会推动“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最终有利于总结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
    注释：
    [1]在1966年6至7月，经中央或地方党委批准，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知名学者、文学艺术家周谷城、罗尔纲、贺绿汀、秦牧等。见此间各地报刊。
    [2]见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9月1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以及同年7月至9月发表的有关文章。
    [3]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57年6月10日、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4]《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年7--9月）。
    [5]《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6]转引自谭宗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批判》，见谭宗级、郑谦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7]《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8]“赤潮”：《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新四中》报，1967年5月17日。
    [9]“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1966年8月10日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中南组会议上说：6月至7月下旬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另外，1966年8至9月，很多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打击、迫害了一批群众，例如北京六中等学校红卫兵私设劳改队，关押、残害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本校师生及其他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中，北京六中劳改队被解散，被当作“资反路线”迫害群众的典型。见（北京）六中遵义兵团：《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2月。
    [10]见1966年8至9月中央领导人接见群众时的讲话，参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
    [11]“二月抗争”的记录，见宋琼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刊载于1979年2月26日《解放军报》。
    [12]《中国向何处去？》（长沙，1968年1月6日），见（广州）工革联印刷系统委员会《广印红旗》编辑部：《广印红旗》，196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