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为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在战争开始后不到一年时间，北伐军就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攻占了近半个中国，以辉煌的战果为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北伐战争的发动和胜利进军，都离不开首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本文拟就首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的有关问题，作些粗浅的论述。
    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制定北伐战略决策
    出师北伐扫荡北洋军阀势力，进而统一全国和进行国家和平建设，是孙中山遗留给首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1925年冬至次年春，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提供了时机和条件。一方面，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成立后，大力统一了财政和壮大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并通过第二次东征及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促使广西的李宗仁转向国民政府，从而建立了较巩固的北伐后方基地；加上当时南方各省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为革命政府发动讨伐北洋军阀的正义战争，准备了必要的实力条件和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直系军阀吴佩孚自1925年10月东山再起后，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及对冯玉祥上年发动北京政变的怨恨，很快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起来，于1926年初大举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了河南及京津地区。这期间，吴佩孚在两湖的爪牙和独霸东南5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则对广州国民政府虎视眈眈。吴佩孚之流讨伐南北“二赤”和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严重地威胁着广州国民政府的安全。因此，利用当时直奉联军主力正与国民军作战而无力南顾之机，出师北伐应援国民军，便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也是历史给北伐军各个击破军阀势力的一次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正是在认识和分析了上述政局变化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出师北伐的正确主张。
    中国共产党人将完成孙中山未竟的北伐大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最先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应出师北伐的问题。早在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不久，张国焘就认为应利用广东“为北出中原的根据（地）”，“急速促成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1]。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又指出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尽快“举行北伐是适宜的”，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上，将“发挥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潜在革命力量而创造有利的形势”[2]。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在1925年11月下旬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将来进行北伐以统一全国的问题。它指出：“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将“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使南北形势发展至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进而“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3]。这一宣传大纲由毛泽东起草，而经国民党中央会议确认通过。这说明在直奉两大军阀集团火并于北方之际，广州国民政府已认识到只有进行北伐才是实现国家统一与建设的必由之路。
    此后，出师北伐的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关注之大事，而常见诸于一些文告或讲话之中。蒋介石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两次谈及北伐问题，认为从全国的局势及国民党的前途来观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他还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含有北伐内容的提案，其中指出“现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行将秣马厉兵，出定中原”[4]。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闭幕词中也曾强调：“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统一全国”[5]。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北伐问题，于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首先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局势，指出：广州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护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同时会议又依据形势发展之需要，十分明确地规定共产党应切实组织民众（尤其是农民）支持北伐，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6]。在这里，中共将为什么要进行北伐，又靠什么力量去夺取北伐之胜利等问题，都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了说明，从而为国民政府制定北伐的策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陈独秀因病未出席北京的特别会议，但他对北伐是积极倡导和热心支持的。会前他认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因此他明确建议会议“必须解决北伐问题”[7]。3月间，他在沪会见苏联军事政治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时，“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并认为北伐军“如能粉碎吴佩孚，就将赢得政治上的大胜利”[8]。稍后，他“有四电一函”分别给蒋介石和汪精卫，说明国民政府应“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9]，并建议国民革命军应与北方的国民军联合起来打击北洋军阀，以完成国民革命大业。可见，陈独秀是积极主张和支持进行北伐的。有人仅抓住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来否认他积极主张与支持北伐，是片面的做法。
    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79号通告，将北京特别会议关于北伐的战略决策精神向全党宣示，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的党团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发动民众敦请国民政府北伐。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北伐和民众促请国民政府出师期间，蒋介石也先后三次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2月24日，他提出“早定北伐大计，应援西北国民军案”；一个月后，他在会见布勃诺夫时，认为“中国革命之现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10]；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应付时局的六项措施，其中有“两广于三个月内即本年六月底实行出兵北伐”，“一举而占领武汉”[11]。蒋介石力倡出师北伐，是企图通过北伐来排斥异己、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实现建立其独裁统治的野心。这期间他一手导演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并酝酿炮制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他的反共行径，引起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部分革命将领的愤慨与不满，为国民政府确定北伐的战略决策制造了政治障碍，致使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迟迟未能开会议决和制定出师北伐的战略决策。
    1926年4月19日，湘军师长叶开鑫在吴佩孚支持下，以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名义，纠合鄂军等向取代赵恒惕主持湘政的唐生智发起攻击。唐部一面被迫自卫退守衡阳一线，一面则请求广西李宗仁和广州国民政府火速出兵北上救援。李宗仁为践前诺和维护广西的地盘，于5月初命第七军第八旅先期北上入湘增援唐部，其本人随即东下广州与国民政府要员磋商北伐事宜。5月10日，李宗仁与唐生智请求国民政府出兵救援的代表刘文岛抵达羊城。在此情势下，广州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军事会议决定提前出兵援助唐生智，拨发20万元给广西作为出兵援湘军费，广东方面则令调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入湘援唐，以巩固湘南这一北伐的前沿阵地。5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21日又委派唐兼理湖南省政，并派周鳌山送去军费10万元以应急需。周抵湘后对唐生智表示：“北伐本来还未到预定期限，湖南既然发动了，中共在广东方面的人也极力主张迅速北伐，所以可能提早北伐”[12]。李济深等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帮助下，于5月底拟出了北伐作战计划。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迅行出师北伐案》，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国民政府在中共与苏联顾问人员的帮助下，积极完成了调集军队、筹备军需、出师动员、修订作战计划、制定与发布告令宣言及安顿后方等一系列战备工作；共产党人这期间则为北伐确立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奋斗目标。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国民革命军能于7月中旬顺利出师北伐。
    以上史实说明，国共两党在北伐前都积极主张出师北伐，并共同为北伐战略决策的制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伐战略决策的制定，是国共两党人员集体智慧与力量的结晶。
    国共两党将士共同浴血奋战和克敌制胜
    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实质上是国共两党成员共同领导和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革命军队。虽然北伐军总司令、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及8个军长和大多数的师、团长，都是国民党人，但北伐主力第二、三、四、六军的正副军党代表，却由共产党人担任，各师、团两级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也多是共产党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各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到1926年12月时“有一千五百人左右”[13]。因此可以说，国民党人掌握了北伐军的军事领导权，而共产党人则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的全部政治工作。整个北伐军的干部队伍也是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国共两党共同培养出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及其他各类政治军事讲习所的学员。就是这一支新式军队，成为国民政府打倒北洋军阀的武装力量。
    北伐军自1926年7月中旬由广东正式出师后，按照既定的战略作战计划，首先进军湖南、湖北。战事主要在衡山、长沙、汨罗江、岳阳、汀泗桥、贺胜桥及武汉等地进行，10月10日北伐军克武昌，3个月内歼灭吴佩孚在两湖的兵力10多万人，克复湘、鄂两省。在两湖的胜利进军声中，北伐军于9月上旬又开辟了江西、福建战场。战斗主要在赣南、赣西北、南浔路、南昌、永定、泉州等地开展，11月9日克南昌，12月8日占福州，3个多月消灭孙传芳兵力10万多人，收复赣、闽两省。1927年初，经过整编扩编的北伐各军趁孙传芳部署未完，即分兵东进浙、皖、苏三省，战斗主要在汤溪、兰溪、桐庐、杭州、当涂、南京、松江等地进行，3月21日占上海，两天后又克南京。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基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与奉系张作霖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部分北伐军进军河南，大败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一道攻占了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北伐军在10个月的时间里攻占了近半个中国，歼敌数十万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都是国共两党官兵团结奋战、克敌制胜的结果。每一次战斗，国共两党将士在英勇歼敌、获得巨大战果的同时，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限于文章的篇幅，下面主要以第四军国共两党官兵在两湖战场上的作战经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从中我们可由一斑而窥全豹。
    收复衡山的战役，是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等协同进行的。当第八旅在湘中金兰寺、洪罗庙一带反击叶开鑫、贺耀祖部进而收复衡山时，叶挺团则在湘东渌口、龙家湾等地与敌张文炳、唐福山两部血战。战前，叶挺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动员，强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这是我们北伐中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14]战斗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个个奋勇当先，发挥了模范作用。该团最后以伤亡官兵30多人的代价，攻占了攸县，歼敌数百名，俘虏百余人。衡山战役的胜利，肃清了吴佩孚在湘南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北伐的前哨阵地，为北伐各军正式誓师北伐提供了战略条件。
    北伐各军挺进湖南后，一鼓作气地分四路会攻长沙。在长沙战役中，第四军任右路军在醴陵一线与敌拼搏，第十二师张发奎部攻击沈云，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桥，第十师陈铭枢部策应各方。战斗打响后，各团官兵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尤其是独立团一营击溃了张文炳部千余人。7月10日，通向长沙的南大门醴陵被独立团占领，这有力地支援了中路军于次日进占长沙。
    湖南战事告竣后，第四军与友军各部挺进鄂南，与吴佩孚部激战于汀泗、贺胜两桥。汀泗桥为鄂南第一门户，敌宋大霈、董政国等率重兵约万人凭险固守。第十师各团于8月26日向汀泗桥守敌发起攻击，叶挺团及第三十六团等负责协同作战，战斗极为酷烈，阵地四易其手，桥下积尸累累。然而敌人的顽抗抵不住国共两党革命官兵的进攻，27日上午汀泗桥终为第四军占领。汀泗桥大捷后，第四军乘胜与友军直插贺胜桥下。8月30日攻桥战斗打响后，第十二师及第十师、独立团官兵先后英雄冲入敌阵进行白刃肉搏，相继突破杨林当和桃林铺两道防线，吴佩孚仓皇乘车逃往武汉。北伐军占领贺胜桥后，向武汉方面追击前进。第四军在此役中俘敌官兵2545名，缴获长短枪1847枝、机枪9挺、大炮20门、枪炮弹大批；自己也伤亡官兵497人。可见，战斗的胜利与国共将士的流血牺牲总是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