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战役是第四军与友军在湖北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当时城内有守敌宋大霈、刘玉春、刘佐龙、陈家谟等部约2万人。第四军于9月1日抵达武昌城外后，与第七军、第八军从三面包围了该城。为准备攻城，第四军各师、团专门成立了奋勇队。叶挺独立团指定一营为奋勇队，由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率领，全营官兵纷纷留下家书去攻城，他们表示“为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死，虽死犹生”[15]。9月5日第二次攻城战斗打响后，各奋勇队冒着敌人的弹雨勇敢架梯登城。由于敌人火力过猛，竹木梯子又太短，这次登城失利，第十、第十二两师的奋勇队死伤过半；独立团一营伤亡军官自曹渊以下11人，士兵计140多人。10月9日，武昌守敌刘佐龙部吴俊卿等与北伐军约定投诚并作内应。次日凌晨，第四军与友军又一次攻打武昌。吴部打开保安门和中和门，北伐军将士涌入城内与顽敌拼杀，遂将武昌占领。第四军在攻城的整个战斗中，伤亡官兵1248人，其中叶挺独立团牺牲官兵191人。由前述可知，第四军自广东出师以来参加了两湖的各大战役，为北伐军夺取两湖地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叶挺独立团在这方面尤其堪称楷模，他们以自己英勇善战和不怕牺牲的行动，感动和鼓舞了很多并肩作战的友邻部队。第四军官兵在北伐中连战皆捷，迭克城镇，被人们誉为“铁军”。这一光荣的称号，是国共两党将士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赢得的。
    当然，在两湖战场上协同第四军进行各大战役的第七、第八、第九等军的国共两党官兵，同样为两湖战事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同样，北伐军在赣、闽、浙、皖、沪、苏等战场上的胜利，也是各军国共两党将士以生命和鲜血争来的。
    总之，我们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官兵不断并肩奋战、共同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
    国共两党成员一道发动工农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中共党员当时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大力发动与组织北伐沿途各省民众起来支援北伐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从而共同为北伐战争提供了坚厚的工农群众基础。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农协会、广州工代会等7团体组成的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于1926年6月3日发布宣言，指出“此次北伐关系中国生死存亡，人民更宜与国民政府合作，完成国民革命”，并表示该会将大力赞助北伐军出师[16]。在中共湘区区委的努力工作下，北伐军正式入湘前，湖南铁路沿线已有10多个县建立起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达20万人，工会会员则有11万人。北伐军出师后，湖北国民党省党部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意，于7月中旬成立了由国共两党党员组成、中共党员董必武任主席的湖北特种委员会。为广泛发动民众，湖北特种委员会举办了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印发了各种宣传品30多种，共达百余万份，大力宣传了北伐。北伐军入鄂前，湖北已有农民协会10多个，会员达3万余人。北伐军入湘作战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两批农民运动特派员共36人赴江西的20多县，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众工作，从各方面做好迎接北伐的准备工作。到北伐军入赣前夕，全省已有1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拥有会员6000多人。应当指出，各地发动组织民众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进行的，不过也要看到部分国民党左派在这方面起了协助作用。
    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行军作战，都获得了广大工农民众广泛有力的支持和援助。
    广东的工农商学各界在踊跃认购国民政府北伐公债券1500多万元，为北伐军出师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又积极以实际行动援助北伐军北上。在共产党人指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组成了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由3000多名工人组成的北伐运输队，随军北上以提供运输、慰问等服务；粤北曲江等县的农协会会员，为协助北伐运输，随军效力者不下万人。在邓颖超、何香凝等组织下，广东女界欢送北伐军委员会专程到黄沙车站为北伐军送行，并派出一支北伐女子救护队随军出征。在广东各界民众支持下，北伐各军的出师北上极为迅速和顺利。
    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克敌制胜的过程中，得到广大工农民众的有力支持和援助。如第四军攻打醴陵前几天，株萍总工会为阻止赣敌唐福山旅由萍乡增援醴陵，派人把湘赣交界地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道数处，以阻止敌人之运送援兵。独立团攻打泗汾桥时，附近各乡的农民组织了平民救国团武装队，为独立团当向导，从山间小路突袭敌人。北伐军发动攻打长沙的战役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即挑选千余名工人组成保安队，准备袭击城内的叶开鑫部。叶部弃城逃走后，工人保安队负责守护长沙城门和维持市内治安。他们还奋起打击由湘潭溃向长沙的敌军，迎接北伐军入城。长沙克复后，中共湘区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进一步发动与组织工农民众援助北伐战争。北伐军进行汨罗江战役时，平江县的农民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冲锋队、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宣传队、慰问队”等等，千方百计援助北伐军打击敌人。
    湖北省的工农大众也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第四、第七军等攻打汀泗桥及贺胜桥时，附近农民组织了向导队、土枪队、破坏队等支援北伐军。北伐各军攻打武汉时，京汉铁路工人及汉冶萍轮驳工人，或毁铁道，或拆浮桥，断绝敌军之交通。汉口各工会的工人则协助革命军侦察敌情。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于9月1日宣布“为自身的利益，为湖北民众的利益，为革命的利益”，实行总罢工以断绝敌军的军火供应。当北伐军攻占汉阳后，工人即日恢复生产，为北伐军制造武器弹药[17]。鄂南等地的农民为北伐军攻打武昌送了大批的竹木梯子，供官兵攀登城墙之用。贺龙部攻打鄂西沙市时，当地的船工组织了百余只船渡北伐军过江消灭敌人。当阳、安远一带的民团还发动起义，攻占县城，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
    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各军同样得到广大工农的广泛支援。第二、第三军由醴陵攻打萍乡时，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了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协助北伐军挖地雷、搞运输，使革命官兵顺利进占萍乡。他们还武装起来，驱逐敌唐福山部。第二、第十四军攻打吉安时，广大农民起来破坏敌人的交通与通讯，支援了北伐军攻城；第六军等攻修水时，农民以宴请为名将敌谢鸿勋部的军官灌醉，然后引导北伐军攻入县城，歼敌2000多人。可见，江西的广大工农为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伐军在其他各个战场的胜利，也与民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如在福建战场，第一军攻打永定、松口时，南靖与永定的农民组织了战斗团，割断敌人电线，破坏其交通，并从侧背袭击敌军；广东东江的一些农民自卫军也参加了战斗，协助北伐军夺取攻城的胜利。在浙江战场，兰溪一带的农民和学生有力地支援北伐军作战；敌孟昭月部从杭州退走时，杭州500多工人纠察队奋起狙击溃兵，并在城内搜索残兵游勇，维持治安；浙赣铁路工人则拆去部分路轨，阻止敌兵溃退，并使敌军被革命军歼灭。在沪宁战场，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闻北伐军被白俄兵团的铁甲车阻于嘉兴一带，于3天内改装装甲车6部，支援北伐前线，使北伐军能破敌进占松江等地；上海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27年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北伐军攻打南京时，当涂的工人组织了向导队、担架队、输送队、宣传队、慰劳队等，协助北伐军官兵作战。在河南战场，北伐军攻打上蔡地区时，战地附近的农民自动组织运输队支前，担负运送伤病员、掩埋阵亡将士、送水送饭等项工作，杞县、确山等地的农民还发动起义和攻占县城，有力地威胁敌人后方，声援北伐军夺取上蔡战役的胜利。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北伐战争的发动与胜利进军，都离不开首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的领导者共同及时地制定了正确的北伐战略决策；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官兵在各大战场上并肩浴血苦战，一起克敌制胜；是国共两党（主要是中共）的成员广泛组织发动工农大众支援北伐军作战，为北伐提供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首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就不会有北伐战争及其伟大胜利。
    注释：
    [1]国焘：《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向导》第45期。
    [2]〔苏〕A·N·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3]《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出版。
    [4]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4），1937年石印版，第2、14页。
    [5]《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2页。
    [7]《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8][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380页。
    [9]《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4页。
    [10]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4），第68、85页。
    [1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5），第6页。
    [12]《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109页。
    [13]《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14]《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15]《周士第回忆录》，第79页。
    [16]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册，1984年广州印行，第343、345页。
    [17]见1926年9月18日《工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