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历史关头，驻西安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毅然发动“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中外，霎时成为国际国内政治舞台的热点之一，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事变的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早已为历史所鉴证，著述累累。本文拟就若干问题，提出新思考。
    一、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杨与蒋政见尖锐对立的总爆发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以“兵谏”方式督促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的爱国行动。
    张学良、杨虎城何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决心与勇气，敢于发动“兵谏”，众所周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日本侵华的深入，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将士对内厌战、要求抗日情绪的激昂；四是张学良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介石的冷遇与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集中一点，上述诸因素汇聚综合，作用于张学良、杨虎城，酿成其坚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强烈主张同蒋介石“剿共”内战政策尖锐对立的总爆发。正如张学良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吴家象广播说，张、杨“费尽千方百计，不能实现主张，逼得无路可走，方不得已而此”。兵谏，并非长时间的预谋，乃突发事件。突发的导火线，一是“八二九”宋黎被捕事件；二是西安学生“一二九”游行请愿的爱国行动触动了具有国仇家恨的张学良肺腑；三是12月7日蒋正在行辕召宴将领面授“剿共”机宜，张谏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怒斥。12月10日张向蒋报告一二九学生请愿后，张的表态又遭蒋斥责，蒋并提出两个方案：或者继续“剿共”，或者调离。前者违背意志，后者调虎离山。由此可见，事变的原因是诸多因素融为一体，而根本的则是张杨与蒋政见的严重分歧，逼上梁山，铤而走险。
    二、日本国府“静观事态发展”，苏联对南京政府既同情又 “鸣冤”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杨的八项主张被南京扣发几天，外界不了解“兵谏”的目的，众说纷纭，顿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国际上，苏、日、英、美、法、德、意均有反响，而以日、苏为尤甚。
    日本，按我国学术界传统观念，谓日本妄图乘机挑起中国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并不尽然，军方与国府都有各自的考虑，而国府则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见地。
    据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给南京政府的五次密电，可窥其动态。
    12月16日，首相、海、外、陆相协议：“以西安事变中之日本动向，将使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故有暂时静观形势进展的必要。出巡官宪应严戒轻举妄动”[1]。
    社大党昨（15日）声明，“谓西安事变为中国之不幸，如由此惹起军阀对立之争，决非如浅见者所称之可喜现象。倘中国由此而更采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日本应清算过去对华政策，对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适当采援助的方针”[2]。
    19日，外相有田约谈：国民党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3]。
    23日，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对西安事变采决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4]。
    由此可见，日本国府并非幸灾乐祸，企图坐收渔翁之利，而是焦心与担忧，采取慎重态度。它最担忧的是南京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妥协。社大党的声明，有田外相、广田首相的表态十足说明这一点。同时，日本国府十分关注欧美国家的动向，是考虑到日本的动向将受欧美国家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日本自退出国际联盟后，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担心轻举妄动会遭到欧美国家的谴责，故力主“静观事变的发展。”
    苏联，事变后南京政府和日本国府都对苏联进行猜疑，认为此事与苏联密谋有关。苏联对南京政府对它的猜疑很不满，极力表白苏联的立场与态度，严厉斥责张学良的爱国义举，对南京政府深表同情。
    14日、15日，《消息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斥责张学良叛变是对南京政府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之阻遏与反动，认为日本教唆中国将领反对南京政府统一中国，不惜以反日口号，嫁祸于人，造谣挑拨，谓张已与苏缔结军事同盟。
    驻苏大使给南京的密电称：16日、17日，苏李维诺夫委员长等与谈西安事变，彼辈均认为不幸，对我颇表同情，并盼事变之早日解决。问其能否发表有利于我之言论，予我以协助？李直言，“自张学良离东北以后，苏联与其毫无关系，爱莫能助”[5]。
    虽然苏联报界舆论有利于南京政府，但由于南京政府对苏联猜疑，因此并未予以转载。受到委屈的苏联对此十分恼火与伤感，17日李维诺夫提出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苏报、塔斯社驳斥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与张学良有关。当驻苏大使提出希望苏联协助解决此事时，李维诺夫又表示，唯一协助办法，在使中国共产党知道苏联政府态度，今中国政府反而禁止登载，我无他法，并将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9日，苏联政府进一步表白其与事变毫无关系，驻华代办向张群外长声明：“苏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而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与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共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共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苏联既遭到日本的猜疑与非难，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猜疑。本来与事变毫无关系的苏联，却蒙受不白之冤，对此特别恼火与焦虑，既斥责张杨，又不满南京政府而提出抗议。苏联何以如此焦虑忧心呢？
    这同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1936年，苏联在欧洲，面临德意法西斯崛起，德国实行“声东击西”战略，英法美则竭力推行“祸水东引”策略。希特勒叫嚣：“欧洲应建立新秩序”，并狂妄地宣称：“要用一切手段使德国人占有全世界。”在欧洲局热日趋紧张的形势下，英法美竟采取绥靖政策，妄图以退让和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法西斯的贪欲，以便将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反对苏联。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德国进攻西班牙。不仅如此，德国还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勾结，1936年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就使苏联处于东西两边法西斯和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苏联为了本国的安全，在西方设法与德国取得妥协，在东方也不愿惹是非。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遭到日本和中国南京政府的猜疑，颇为恼火，极力表白自己的立场与态度，这是不难理解的。
    三、“讨伐”决策出自国民党中央
    传统说法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高层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两派主张，而以亲日派何应钦为代表则力主武力解决，不顾蒋的安危，以期取而代之。根据国民党中央及国府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确有两种主张，然而从最高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和对策看，对西安的“讨伐”，显然是最高当局会议的决策。那种认为是何应钦取而代之的个人野心决定了“讨伐”，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揣测而已，不能作为历史的评论。
    事实上，事变消息是通过路局最先传到南京。南京方面只接到张、杨联名领衔与西北军将领及中央被扣要人18人的通电，及所提八项主张，而对事变的经过、内情则无法获知实情。国民党中央于事变当日深夜11时半即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关于张学良背叛党国案，会上确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焦点在于是否派兵讨伐。最后作出决议：张学良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直接指挥。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宋美龄在上海闻讯急返南京后，力主“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解决”。向京中诸要人陈述：未及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处置张学良叛国案，并作出决议：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会后随即出动空军轰炸陇海路渭南、华县之线。17日，国民政府令派顾祝同、刘峙分别为讨逆军东路、西路集团军司令。18日，何应钦接到蒋鼎文由陕返回南京带来的蒋介石手书，嘱19日下午以前停止轰炸。何见到手书后并没有按原决议行事，而是与居正、孙科院长及宋子文、蒋夫人等商定：一、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各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假如何应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他可以继续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继续轰炸，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述事实可以说明：第一，何应钦向西安发动进攻系国民党中央会议正式决定的；第二，蒋介石在被扣情况下托人带来的手函，何还是遵照执行的，并与有关要人商议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