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和平解决事变乃是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日本侵略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民族心理的共识。西安、南京是对峙的双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既支持西安方面，又是力主和平解决的调解者。显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片面地强调某一方的作用而无视或否认其他两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恰如其分地分析各方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台湾某些学者及国民党的传统说法，则不顾事实，一味强调“委员长感召”的结果。实事求是公允地分析，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兵谏”发动者的初衷和目的。由于“劝谏”无效，张、杨用“兵谏”逼蒋接受八项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别无他求。这是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及蒋能接受要求的前提条件。18日，张致电南京何应钦部长，要求停止进攻：“惟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6]如果张、杨出自别有用心的目的，则事变难以和平解决，张学良更不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其次，既然事变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与其最高领导人之间双方的政治分歧导致军事冲突，能否和平解决，当然还有待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态度，且是至关重要的，一定意义上讲，乃是关键性的一票。尽管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矢口否认在西安有任何承诺，并用所谓《对张杨训词》之类表明其人格的感召。试想，假如没有蒋介石对西安方面要求的基本承诺，何以能够达到事变的和平解决？张、杨既已决心冒天下大不韪之险，岂能轻率地释放并亲自护送蒋介石回京？最后，中共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应邀派代表赴西安致力于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被扣之后，疑虑颇深，抵触情绪极大，根本不与张杨对话，只表示既然称谓委员长，应即送回南京，否则可以处决。双方处于僵持局面。加上在南京一派讨伐声中，东北军有的将领归顺南京，以表忠诚；张、杨处在国民党党政军要人的谴责与劝告的强大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十分焦虑，殷切地期待中共出面有所作为。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中共在事变前不但毫无所知，而且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共同抗日。这就有效地消除了蒋的疑虑与揣测，缓解了对立情绪。中国共产党为促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蒋介石了解发动事变的内情后曾经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同则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请看下列事实。12月14日，为阻止南京武力讨伐，中共中央电示华北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呼吁即刻召开各党派各军政救国会议，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7]。15日，由毛泽东领衔，以红军将领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肯定张杨“兵谏”的正义性及八项主张，分析事变的原因是蒋错误政策逼出来的，呼吁接受八项主张，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9日，当中央接到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了解情况后的报告，正式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8]，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建议。同日，又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正确估计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和基本方针。同时，指示周恩来与张杨共同商计实现和平解决的步骤办法及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一旦条件有保证，即恢复蒋的自由。周恩来在23日同张、杨与宋子文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为得到蒋的亲自承诺，24日晚会见蒋介石。蒋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颇感意外，当即向周恩来作出六项口头承诺。至此，张学良解除千斤重担，兴奋之至，于翌日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以示忠诚。这样事变基本上得到和平解决。
    五、时局转换的枢纽与蒋介石的“善后处理”
    事变的结局与历史意义已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历史所证实。学术界除台湾某些学者及国民党传统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异口同音得到共识。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是从内战到和平，从国共两党分裂对抗到合作抗日的历史转折。尽管蒋介石回南京后否认有任何承诺，此后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谈判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但国民党蒋介石毕竟是撤销了“剿总”机构，再没有发动向陕北“围剿”，且经过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放弃了“剿共”内战政策，朝着和平抗日方向转化。这是事变结局与历史意义的基本方面，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在充分肯定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背信弃义，将张学良长期扣留，实际上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使其不能驰骋疆场与日军作战，去亲手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爱国夙愿。同时，张的东北军也被调往河南、安徽等异地他乡，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杨虎城则被撤销职务，受遣出洋考察，后又遭长期囚禁，乃至最终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而永不瞑目，他的部队也被调离或拆散。蒋介石正是以此“善后处理”，达到了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是事变的结局不尽人意之处，没有完全实现事变发动者的初衷。显然，这是由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一手造成的。
    注释：
    [1]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1983年版，第536页。
    [2]同上。
    [3]同上，第537页。
    [4]同上。
    [5]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533页。
    [6]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第81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121～122页。
    [8]同上，见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