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毫无疑问,占领北满就是这样的行动。[①g] 对孙中山的意见,苏俄方面不能不予以重视;因为孙中山在苏俄对华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苏俄与北京当局在两年内断断续续进行的外交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孙中山从1922年10月开始的旨在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越飞在1923年1月13日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由于孙中山的军事胜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孙中山将在华南恢复全部的影响……近期将会成为全中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正处在“孙中山取得最大成就的时刻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希望取得胜利的阶段”;他甚至建议,“承认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只与之打交道”[②g]。在这以前,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赞成越飞的全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的决议[③g]。苏俄一度寄予很大希望的“孙吴合作”,已清楚地显示出绝无实现的可能。越飞看到,吴佩孚“不可避免会与孙中山发生冲突”,苏俄将面临在孙、吴两人当中不得不作出选择的问题;而“张作霖本人目前同孙中山比同任何的中国政治活动家更要接近”[④g]。在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促使张作霖改变对俄态度的情况下,苏俄方面也在考虑调整对张作霖的政策。列宁和苏俄领导人对孙中山的信作出何种反应,迄今尚未看到任何资料;但事实是,从此以后苏俄对中俄边境东段的军事压力减轻了。后来,苏俄方面向中国解释,驻军中俄边境是为了防范白匪,“谓俄国夺中东路纯为谣传”,“俄国自1923年1月起即无增兵该地(中俄边境)”[⑤g]。 三 自1923年初,越飞同孙中山关于中俄合作的接触与谈判开始进入了更为实质性的阶段。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开始同孙中山直接会谈。 现在大家都知道,孙、越会谈主要讨论苏俄如何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外还讨论了有关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若干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讨论都涉及了张作霖。 在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两个军事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在苏俄给予的财政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军队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然后从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北伐中原进攻吴佩孚。这时,“张作霖应向北京进攻并占领它……这个计划的下一步,在孙中山快要粉碎吴佩孚时,张作霖应把北京移交给他,孙中山将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代表进入北京,因为此时中国各省都已属于孙的政权”。孙中山还设想,如果到那时张作霖背叛了他而拒绝移交北京,就希望苏俄“对满洲发动佯攻以把张作霖的兵力从北京吸引回去”。第二个计划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人的革命军,在一两年后当这支军队“达到完全的战斗状态时”,就向吴佩孚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准备在第一个计划不顺利时才予以实施[①h]。1923年至1924年,孙中山的军事斗争实际上基本按照第一个计划进行。1924年9月至10月,孙中山北伐,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行动,也是这个计划的实施。 第一个计划的前半部分,与前文提到的孙中山与张作霖议定的南北夹击吴佩孚的计划,在军事战略上是一致的。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给张学良的信对该计划作了如下概括:“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指张作霖)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②h]把两个计划加以比较,可见孙中山与越飞讨论的计划是以几个月前他同张作霖议定的计划作为基础的,所不同的是增加了苏俄援助作为实行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也预见到,在战胜了吴佩孚以后,可能要在苏俄的支持下继续同张作霖进行斗争。 因为在孙中山要求苏俄支持的计划中,张作霖是军事同盟者(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而不是要打击的对象,越飞如果要与孙中山达成合作,就不能坚持把张作霖视作敌人的立场。越飞接受了孙中山的第一个方案,就意味着默认张作霖可以成为一个间接的同盟者。 在谈到苏俄最为关心的外蒙、中东路以及满洲的白俄等问题时,更是不能不涉及张作霖。在11月间,越飞就曾让马林转告孙中山,在中俄会谈中“我非常指望他的支持(特别是在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③h]。他的意思是希望孙中山影响张作霖。孙中山一再表示可以说服张作霖,这也使越飞感到调整对张作霖的政策并不违反苏俄的利益。他在1923年1月26日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报告的附件《对同孙中山合作的前景与可能的影响的看法》中说,他将“和孙博士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在蒙古问题上,“张作霖参与解决将会使问题完全了结”,“同样,在中东路问题上也是这样,张作霖参与问题的初步解决更为必须”[①i]。孙、越在磋商中东路问题时,实际上认真地考虑了苏俄和张作霖两方面的利益和立场。《孙文越飞宣言》的第三点既承认中东路的管理机构必须改组,又考虑到奉系当局的特殊地位,并强调解决中东路问题应有张作霖的参与[②i]。这个宣言公布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即派路孝忱赴沈阳向张作霖通报[③i]。 此后,在孙中山影响下,张作霖支持白俄的政策有所改变,而苏俄方面对张作霖的态度也渐趋缓和[④i]。 从孙中山极力调解苏俄与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到《孙文越飞宣言》的公布,整个过程反映出,孙中山一方面决心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力图把旧的斗争方式和策略纳入新的计划之中。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他认真地听取和接受了苏俄方面的建议;但在如何联合国内实力派的问题上,他则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显示出孙中山晚年斗争的复杂性。 从俄文史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事件的全过程。遗憾的是有关的中文史料极为缺乏,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国民党方面很可能在后来对联络张作霖以及联络苏俄的文件作过清理。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类文件留下来的极少。张作霖方面也没有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什么资料。但当时日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而且有很广泛的情报来源,对此,无论是外交军还是军人,都可能从张作霖方面了解到情况。也许,日文有关史料的披露,会使我们对事件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a〔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99页。 ①b《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2页。 ②b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b《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98页。 ④b《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①c曼朱列茨:《奉系军阀与帝俄白卫军的勾结》,《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29页。 ②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1页。 ③c王聿均:《中苏外交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1978年版,第379页。 ④c参见拙作《孙中山联俄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1995年版。 ⑤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5页。 ⑥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6-128页。 ⑦c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1985年增订本,第1003-1004页。 ⑧c《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7-559页。 ①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4页。 ②d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第993-1006页有关记事。 ③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19-121页。 ④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1页。 ①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3页。 ②e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398页。 ③e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7页。 ④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5页。 ⑤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6页。 ⑥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8页。 ①f②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3页。 ③f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9页。 ④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2页。 ⑤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1页。 ⑥f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⑦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52页。 ⑧f《中俄交涉要案·关于中东路问题》(连载9、10),1924年12月10日、14日《申报》。 ⑨f加尔图诺娃著,林荫成、姚宝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 ①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51页。 ②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80、182页。 ③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0页。 ④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7-178页。 ⑤g1923年10月3日《申报》。 ①h《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93-196页。 ②h《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页。 ③h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3-104页。 ①i《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202-203页。 ②i《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③i《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8页。 ④i参看拙作《孙中山联俄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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