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只是介绍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若干背景材料，还未涉及我们事前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的正题上来。究竟这份密电报内容如何，是谁破译出来的？下面让我以亲与其事之身，就此二点加以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日本外交密电码本有多种多样，其中有的通用于世界各地的日本使领馆，有的则专用于特定的使领馆。前者如前此提到的最简单的LA本和另外一些密码本等是，后者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潜伏特务森村正（吉川猛夫）与日本外务省（事实上是与军令部）之间所使用的密码本即是。至于日本驻美大使馆所用的密码本，自然也有通用与专用两种。我们破译出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的密码本则是该大使馆的专用本。
    1941年春，日本政府任命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特命全权大使前往美国，进行日美和平交涉。其所以特派野村大将出使，是因他过去在驻美大使馆当武官时，罗斯福任海军部副部长，利用彼此旧知关系，以期打开僵局。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因看到日海陆军进驻安南（越南）、南进必不可免，认为日本政府对日美交涉根本没有诚意，故决定全面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以资报复。于是日本政府又于9月6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在10月上旬之前如日美交涉达不成协议，则决心开战。其后日美和平交涉日益僵化，和平业已无望，日本进一步决定除外交官外，民间人士陆续开始撤退。但为掩盖日本开战企图，日美间定期客船依然按期由横滨开航，迎接最后一批撤退侨民的龙田丸亦于10月15日开出。其时，美国还蒙在鼓里，珍珠港方面毫无戒备。而日本早已根据森村正（吉川猛夫）所提供的珍珠港方面军事情报，决定于12月8日早晨偷袭珍珠港，但却又狡猾地派遣来栖特使匆匆赴华盛顿搞假谈判，用以迷惑美方。其实，这个烟幕早被我于事件发生前五天破译成功的由日本外务省致野村大使的一份密电报中予以揭破。该密电报主要内容，记得如下：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
    以上电文是由日本外务省拍发的，而《若干事》上说是大东亚省拍发，不确，因为这时日本内阁尚未设立大东亚省。
    我破译之后，深感该密电报的重要性，立即送交当时组长霍实子先生。我根据以前所译出的有关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对霍说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霍实子先生点头称是，并提起笔加注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说，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了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经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这就说明日寇已经决定对我国快要发动全面战争。现在日本大东亚省（注：这是日本外务省之误）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使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决定对美快要发动战争了”（见《若干事》第27页）。我在旁插话说：“日期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天”。霍先生点头同意，并说：“我即当面报告毛庆祥代主任。”
    当时霍即亲拿这份刚译出的日本密码情报飞跑送到主任办公室交给毛庆祥主任。毛阅后也马上亲自将这份密电情报送到蒋介石手里。事后毛庆祥对霍说，蒋也立刻把密电内容通知驻渝美方。可惜的是美方低估当时中国研究日本密码电报的技术，不相信中国已攻破日本密码电报技术，不相信中国已破译日本密码电报。同时还因为日本政府事先设置一个骗局，派来栖特使到华盛顿佯搞谈判。美国信以为真，对中国交给的那份重要情报不予理会，以致珍珠港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当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立刻传到华盛顿美国国会，正好来栖特使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假痴假呆地在美国国务院搞他们的骗子谈判。美国已知受骗，马上把来栖和野村赶出国务院。这两个骗子站在国会大门口，窘态毕露，狼狈不堪，面孔尴尬，被美国摄影记者摄入镜头，随即刊登于美国画报。毛庆祥曾向驻渝美方索取这份画报给霍看过。“（见《若干事》第27页和第28页）。
    上引霍实子、李直峰二先生合写的《若干事》中，当时来栖与野村到国务院去，是递交宣战书并非去谈判。宣战书因译电耽误时间，延至珍珠港被偷袭过后才送到国务院，立即被美国务卿赫尔赶走，特此说明。
    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我们当年破译日本密电工作的角度出发，将所知的梗概综述如上。但，是谁破译这份密电报，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我而非别人，从无异议，直至1979年才发生了混乱并见报，嗣于1983年3月又得更正。兹将经过情况述之如下。
    香港《天天日报》曾于1979年8月26日刊文介绍霍实子先生，内容摘记如下：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迹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攻破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信息。……
    本文报导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翁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拍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说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上录《天天日报》所载，数次出现“他译出”，“他又译出”等字句，显然肯定珍珠港事件的密电报是由霍氏破译的，但这不过是该报记者根据霍氏本人或其在港家属所提供的资料才这样写的，失实之责与该报无关。平心而论，霍实子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日密破译上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为申诉自己冤屈给报社提供若干基本属实而细节有出入的资料，亦是情有可原，无可厚非。霍先生毕竟是一位正派的可敬之人，在他冤案赢得公正平反之后，终于在国家政法机关调查时讲了实话，作了自我纠正。1983年3月1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特派书记员陈培娥女士到霍实子先生住处了解我的情况时，霍先生实事求是地证实珍珠港密电报是我破译的，并亲笔写信给我告知此事。霍先生正直、踏实、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钦佩。他不幸于1983年8月14日病故，我失去多年共事，为破译日本密电工作而并肩战斗的老友，十分悲痛；但又为他勇于澄清历史真相，给后世史学家留下一页信史而深为钦仰。这封亲笔信，我珍重保藏，并摘录其主要片断如下（在我给上海市长宁区政协撰写的题为《是谁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文史资料内附有该亲笔信的复印件）。
    步洲兄！您好。
    今天下午2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有三页，由我签章，先写霍实子，85岁，现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内容大致是……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本的重要情报，如：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
    霍先生这封亲笔信，可以雄辩地证明：不是别人，正是我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破译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实际上霍先生本人不擅长研究，宜于搞研译和翻译。但他又是一组之长，自有不少行政事务要他去管，故极少做破译工作，一切都是由我们军政部过来的人员及一、二原检译所人员（如王瀛）去做。而且在研究、研译、翻译三者分工中，他不宜于研究，可以做些研译，更无需他去做翻译，事实上他当组长不必做实际工作，总其成而已。所以，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报，是我而不是霍先生，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吴越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
    尊敬的主编先生：
    您好！
    我是《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的作者。贵刊上发的两篇文章，承友人复印寄我。关于汪精卫之死，实与池步洲无关，而是中文组所破译的密电，池先生及侍从室的同仁也知道此事。写在书中，因为与李直峰有关，本来是《花开不止一朵》中的一节，后来扩充成一章，文中原有“中文组破译”字样，出书前被编者抹去，并将“他们把大汉奸汪精卫送上天堂”改成了“是他把大汉奸……”于是本来与池先生无关的事情，竟也成了池先生的业绩了。此事池先生也很有意见，但是大陆出版界的情况，您也清楚，有些场合，作者要听编辑的，编辑又要听发行的。
    我是个小说家，写的也是小说。尽管我写的是历史小说，但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我的小说能够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这我很高兴。关于汪精卫之死，早就有被蒋介石毒死一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恰巧池先生提供了中文组破译了陈璧君与汪精卫来往的密电，更加增加了事件的可信性，于是就敷衍成章，有了我的那篇小说。
    至于张令澳先生，不但是当年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审读情报的官员，而且也是上海社科院的特约研究员，所以他以“池步洲当年的老上级和现在的老朋友”的身份，在贵刊撰文否认中国曾经破译过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似乎就很有说服力了。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作为专门审读情报的官员，连我都没有看见过这份情报”；第二是“我作为池步洲的同事，也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一业绩”。
    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以权威人士的身份写的，而且发在史学刊物上，所以反应很大。
    为此我特地将张文寄给池步洲先生，请他就此事说几句话。由于池夫人病重住院，池先生现年九十，心力交瘁，无暇作答。直到今天，方才接到池先生四月一日的辩诬稿复印件，信及稿中略谓：“张令澳并不是我的老朋友。我和张先生是1980年初（？）在上海社科院同事时才初次相识，此前绝没有见过面，然而每周也仅见一次。……我与他从不深入交谈，连我在抗战期间破译日本密电码一事也未谈及，他不能因我未谈过就否定历史。……抗战期间，军委会机要室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任主任，重要密电由毛庆祥直送蒋介石，其余转他处。故张令澳看不到第一手情报，是理所当然的。……”
    本来我想就此事说几句话的，考虑到我是个小说家，自古“小说家言”，不足为训，不如当事人自己站出来说话更加有力。现按照池先生的意思，把他所写回忆录中有关破译密电码的片断复印稿寄您，请酌情处理。如果能够摘发一部分，对于澄清史实真相，应该说是有好处的。缘此事由贵刊发难，贵刊似乎有此责任也有此雅量让对方说几句话。
    吴越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三日于北京
    我的答复张令澳
    主编先生：
    4月21日收到贵刊编辑部寄来的《蒋介石的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一书作者吴越先生的信及所附池步洲给他的材料复印件，兹寄上《我的答复》一文。为求公允起见，请将吴越先生的信和我的答复同时发表为盼。
    一
    我是一个83岁的老人，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当我看到有些为自己所熟悉的史实，竟被某些作者在记述中，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刻意编造，总觉得难以缄默，因此不顾年老目力衰退，写出了《中国没有破译过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密电》一文，发表在《民国春秋》1997年第1期上。其目的也和该刊同期发表在《史事辨析》栏的《内幕乎？奇谈乎？--关于汪精卫之死》一文作者张增泰先生说的一样：“如不加澄清，多少年后民国史研究，徒然生出许多谜来，不知又要费多少考证功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二
    拙稿《中国没有破译过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密电》原文的最后一部分，曾有一段文字说：“总之，抗战时期，我国有一批默默无闻的爱国留日学生，孜孜不倦地为破译日本的密电作出贡献，包括池步洲以及我的四位同学（贾秉文、吴元良、张传德、朱少先）。但一切应该从实事求是出发，刻意夸大臆测，牵强附会，甚至称他为‘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也太耸人听闻了，有失一位作者的纪实风格，令人遗憾。”但这段文字，大概编辑先生为了精简篇幅，被删掉了。
    我这是表明：军技室中，包括池步洲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确实破译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供统帅部对判断敌情的参考，功不可没。但是这些情报只能说明，“日本确实将扩大侵略战争，不惜和美国一战，以实现它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是一种供战略上参考的资料性情报，而不是一份明确的作战性情报。譬如：说出究竟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发动突袭，这是决定情报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迄今在中、美、日有关战史中，依旧找不到能够证实中国破译了日方突袭珍珠港密电的记录。拙稿通篇所论证的，也就是这一点。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并没有破译过突袭珍珠港的日方密电”，再不要以讹传讹了。
    再说吴越先生在《绝密王牌》一书中大力渲染的抗日战争史上三件大事：日本偷袭珍珠港，美空军击毙山本五十六，戴笠断送汪精卫之命。作者把它们都归结为池步洲对密电一手破译的结果，能令人信服吗？
    以上三件大事中的两件，已由我和张增泰先生分别为文予以辨析。其余的一件--山本五十六之死，我将在下面提出正确的资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现在且说完第一件事。
    我一直在想：吴越既非历史学家，又不是成长在抗战时代的大学生，与传主本身也从未谋过面，怎能编写出《绝密王牌》这本书？但他却在书中、信中口口声声说：“所写故事都有依据，绝不是面壁虚构的空穴来风。”直至受到我们质疑，他才不得不抛出了池步洲先生回忆录草稿《一片丹心破日密》的原型材料。这倒使我解开了一个谜。原来他的这本书，主要是利用池步洲自述的内容为骨干，再掺杂一些国内有关二次大战的中外资料图书写成的。
    池步洲先生正如吴越所说的，“现年九十、心力交瘁”了。他虽曾出版过两本小册子，《日本遣唐史》和《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但自己那段破译日密工作究竟如何，心中是有数的。最初在上海，还不敢大事吹嘘，仅仅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写了一篇寥寥千余字的短文。后来定居日本，利用日本战后出版的众多大战内幕资料，特别是日谍吉川猛夫所写的《珍珠港间谍的回忆》正合他的需要，于是结合自己的模糊的回忆，草成了一篇《是谁破译日本珍珠港的密电报》，为自己涂上一层金光。不过，他毕竟是一位尚有自知之明的老者，不敢贸然以自己的名义抛出这项作品。虽然时间隔了半个世纪，知情者已稀，但是把这种回忆录，在港台或日本这样资讯发达的地区出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最后只好打消了这个意图，把原稿让给了这位为他作“传奇”的“大师”了；“任凭大师加以演绎”好了（见《绝密王牌》序言内池给吴的书信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