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过去除了中苏两国的官方声明和新闻报道等材料外，双方披露的有价值的档案、文件等资料很少，加之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妨碍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有关该事件的情况通报、会谈记录等材料的公布尽管有限，毕竟可以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对中苏边界事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剖析，而不是泛泛地从现象去推论原因、动机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中苏边界冲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新证据》〔18〕一文，利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档案，论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苏双方各自的动机及对危机做出的回应，认为中国在珍宝岛事件中展示的进攻性姿态，表明其对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领导集团在边界谈判中打“俄国牌”，促尼克松与之联手，而这个战略最终是成功的。但文章将中国军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行动说成是对苏联边界的挑衅活动和入侵行为，不免有失客观和公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卫·沃尔夫的《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19〕一文，通过评说中苏边界冲突及边界谈判时期苏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认识，主要是苏联远东地区对苏中关系恶化的判断，地方政府关于同中国改善关系、重开边境贸易的要求，以及苏联汉学家对苏共中央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等问题，为冷战史及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李丹慧的《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20〕一文则指出，6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苏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日趋尖锐，面对苏联愈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的形势，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文章认为，珍宝岛事件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还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个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毛泽东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作为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确立起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学科研究的完整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战后中苏关系研究虽然已成为近年来新的历史研究热点，且利用新材料，在新的角度上探讨史事，使这个课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较以往有所深入和发展，但就其研究层面而言，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一些带全局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澄清，一些前沿课题尚少触及。如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影响看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正确关系，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战后中苏关系走向与中苏两国内政的因果联系，国际冷战的大背景、国际多边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又如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分期，越南战争、中印之战中的中苏关系，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等具体问题、史事，以及个案研究等，都有待于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重视，以利于摆脱研究中指导思想上的含混局面，走出误区；并且拾遗补缺，点面结合，保持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此外，在材料的利用上，还须注意开辟新的途径，在利用中央档案、口述史料的同时，也应重视地方档案的挖掘。
    其二，对战后中苏关系问题的探讨应把握住客观的尺度，尊重历史事实。就国内研究而言，应该是继续清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此为基础澄清上述重大理论问题，并对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等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估，对毛泽东时期的对苏政策等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认真总结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就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而论，也应该进一步排除某些固定观念的干扰，对战后中苏关系诸问题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说。当然，任何一位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身立场、观点的影响，对此不能苛求。但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做出更符合其原貌的解释。对于本文选介的某些文章在观点、结论和材料选择等方面所表现的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并不代表笔者的看法。评介不同认识、不同色彩的文章，其目的在于摆脱观念上的束缚，兼收兼蓄，使中国学者对目前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以知己知彼，考辨论证，借他山之石攻玉，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在该领域中与国际学者在同一层次进行对话，从而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三，要使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下去，史料的进一步开掘是基础。目前，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仍带有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各国文献的解密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与俄国方面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公布相比较，中国方面档案材料的发掘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各国学者只有在综合利用中俄双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摒除俄方档案公布中存在的倾向性所致的流弊，才能对档案文件、当事人回忆材料中的偏颇和疏漏加以分析、甄别、辨正，减少研究中的舛误和分歧。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出反映正确立场和观战的战后中苏关系史，钩玄提要，探赜索隐，澄清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论说、评价上的偏见与失实之处，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注释：
    〔1〕《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3〕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报告》， 1995年第12期。
    〔4〕《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5〕〔俄〕《远东问题》1995年第2～3期。
    〔6〕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8〕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9〕〔俄〕《远东问题》1994年第5、6期。
    〔10〕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11〕同上。
    〔12〕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13〕同上。
    〔14〕同上。
    〔1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16〕《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7〕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18〕同上。
    〔19〕同上。
    〔20〕《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