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能冲破“左”倾错误的樊篱，从而走上正确路线的道路，张闻天要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长期以来，对张闻天政治思想的转变，研究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肯定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具体背景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研究往往竟告溯如。本文认为，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主要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他参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后，最直接接触了现实的实践斗争，引发了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思想，开始了思想转变的曲折历程。因而，本文旨在通过简述张闻天关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以说明张闻天思想转变的现实背景与实际内容。
    一、在“左”倾阴影下的徘徊
    1932年底，张闻天离开上海“临时中央”，绕道汕头于1993年1 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与此同时，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局，也被迫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张闻天出任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显然，这种分工使张闻天必须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过，这倒使他能充分发挥才智，去撰写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关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阐述，绝大部分就是从此时直至红军长征前夕完成的。
    刚进入苏区的张闻天，对于眼前的一切并不完全熟悉与适应，相反，“左”倾思想在其头脑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个明证，就是他参予了1933年2月中旬开始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领导。 张闻天不仅著文指责“罗明路线”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的具体表现。”〔1 〕并且在行动上还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分别于2月与3月来到福建的汀州和江西的会昌、寻乌、安远，直接领导了这些地方的反“罗明路线”。对于这场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巩固“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实际政治地位的错误斗争，张闻天表现出了不明智的热情。
    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闻天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建树，却表现出求实的态度。一方面，张闻天承认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积极意义，并作了理论上的阐发，然而，这恰恰是在“左”倾阴影下的一种艰苦探索；另一方面，这种探索是极富意义的，因为它不是也不可能脱离苏区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环境作凭空的臆说，因而这一探索全过程倒显露出张闻天的思想从“左”倾错误的樊篱中逐渐解脱出来的心路历程。
    二、一个突破口--对《劳动法》的批评
    自江西的反“罗明路线”发动起来之后不久，这一斗争即由罗迈（李维汉）领导，而张闻天则根据中央局常委内的分工，主管政府工作。由于参与领导政府工作，使张闻天有可能较多地接触和了解政权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主张。
    在一篇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文章〔2〕发表后的第4天，张闻天出人预料地发表了题为《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呼吁对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进行修改。文章列举了许多实例，对《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左”倾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实据的批评。这篇文章不应仅仅看作是张闻天对法律条文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如人意状况的批评，其重要性应当在于文章标志着张闻天摆脱“左”倾错误的矛盾思想历程的开始。
    实际上，之所以称之为矛盾思想历程，显然是在于张闻天的反“左”观念，此时并未成熟为自觉的政治意识，党内斗争的反“罗明路线”，即是实证。然而，通过苏区最实际的政府行政工作，使张闻天看到了“左”倾错误对苏区各项建设的危害。张闻天在文章中认为：“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3〕这一结论， 张闻天认为是完全根据《劳动法》实施“一年半的经验”〔4〕得出的。张闻天提醒人们， 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角度考虑，“《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抵触。”〔5〕之所以要站在这种高度看问题， 其中的原因，张闻天认为有如下两点：
    第一，《劳动法》的有关条文显然较适应城市工人的劳动状况，而不适应农村的农民群众，尤其对苏区的农村企业发展不利。因此，“《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6〕张闻天告诫说，《劳动法》的机械执行， 影响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这对于苏区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鉴于此，苏区政府必须重视这种状况，并着手解决它，“不能简单的以‘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一句话，把实际的情形掩盖起来。”〔7〕
    第二，张闻天强调，经济生产的发展是苏区政权建设的基础，而《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在这一点上并无法使人乐观。由于教条地推行《劳动法》的原则，机械搬用城市中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严重脱离了苏区的生产实际，致使工商业凋零、劳动合作社倒闭、私人资本的萎缩等现象严重存在。张闻天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应当是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形，在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下，灵活地、具体地考虑处于农村的苏区经济发展特点，有“伸缩性”地执行《劳动法》，而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8〕
    张闻天虽然对《劳动法》有关条文的机械执行采取了批评态度，但他无意否定这个法律；他所做的，与其说是对修改《劳动法》某些条款提供实际建议，倒不如说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方针政策必须适应实际情况作理论辩护。这是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的重要一步，也是张闻天思想发展历程上的关键一环。
    三、提倡和推进务实的经济政策
    张闻天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另一关注点，是他强调苏区的经济建设必须从苏区的客观实际出发，反对超越苏区经济发展实际能力的“左”倾做法。张闻天认为，苏区经济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对苏区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例、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等作出符合实际的估计，尤其必须处理好经济政策与苏区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张闻天认为，忽视对这些关系的估计，一味拔高苏区经济的发展能力，结果只会制定出跨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最终危及苏区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在当时“左”倾错误的笼罩下，并非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而张闻天在这些问题上，却有较为正确的主张。
    1933年4月15日，《斗争》杂志第8期发表了时任党的书记博古的总题为《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1、2部分，这是一篇按照王明《两条路线》中所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观点，在苏区推行“左”倾经济政策的文章。该文不顾在农村武装斗争环境下，苏区经济发展的艰苦性与复杂性，一味强调要利用苏区政权“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9〕， 甚至强调苏区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进行有系统的经济建设，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以造成在经济生活中的非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前提和优势，准备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建设。”〔10〕张闻天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的。”〔11〕他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即《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与《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详细分析了苏区的经济状况，论证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使之有利于苏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他认为，从总体上说，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但苏区经济上仍比较落后，加上苏区一方面“处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形之下”，另一方面“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12〕，使苏区的经济发展倍加困难。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境况，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对此，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应当起到“成为千百万农民群众经济生活的组织者”〔13〕的作用。此种作用的体现，张闻天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应当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但要使农民分得土地，而且要使农民从他们所分得的土地上得到更多的生产品”〔14〕；第二，为了适应民众尤其是军事的特别需要，政府对于小手工业生产应有更实际的扶持，“应该帮助失业工人，小手工业者与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各种重要的生产”〔15〕；第三，政府应当鼓励商品贸易，“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封锁”〔16〕。
    上述三个方面，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张闻天看来虽然是重要的，但尚无法使苏区经济有稳固的发展，因为苏区经济还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之中，要以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显然还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因此，张闻天提出了一个至少在当时具有远见的主张，即苏维埃政府“在目前，它还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它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17〕张闻天认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份发展，并不是可怕的”〔18〕，因为通过《劳动法》的限制，工人的监督以及征收累进的工业税和商业税，完全可以达到“利用资本家为苏维埃工作”〔19〕的目的。张闻天讥讽那些“‘左’的口头革命家”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不懂得利用谈判、交涉、订立协定甚至让步妥协法等“和平的”方法，去充分利用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严正指出：“想用强迫、命令禁闭、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的，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20〕
    从张闻天的上述思想中，大略可看出张闻天思想变化的轨迹--从在苏区参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到承认苏区的革命斗争必须从苏区实际出发的思想转变。此种转变，对张闻天思想的发展与升华有着重要意义。遵义会议上以及此后张闻天的政治思想立场，似乎可以从中央苏区所得到的宝贵经验中找到其思想根源。
    注释：
    〔1〕洛甫：《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3日。
    〔2〕即洛甫：《罗明路线在江西》，《斗争》第8期，1933年4 月15日。
    〔3〕〔4〕〔5〕〔6〕〔7〕〔8〕张闻天：《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1933年4月19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32、332、332、334、333、336页。
    〔9〕〔10〕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二），《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11〕〔19〕〔20〕张闻天：《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1933年5月26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 月版，第351、357、357页。
    〔12〕〔13〕〔14〕〔15〕〔16〕〔17〕〔18〕张闻天：《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1933年4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40、341、341、341、342、341、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