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有份资料集名为《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这是配合“反右斗争”编写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二十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追求革命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从此，“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三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11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年5月3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烈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掌的诤友抗日斗士
    1932年，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年12月，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内战，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它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救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
    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仑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上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迁往上海，章乃器也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继续从事和平民主活动。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1948年底，应毛泽东的邀请，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和其他三十余位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见的烟、赌、淫、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确切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
    1949年6月15日，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主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年10月，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