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沥胆推心置腹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关于“与党争权力”的问题。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其次，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界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中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第三，关于对民族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章乃器不同意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改造了近8年仍然需“脱胎换骨”的地步，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但是章乃器的观点却被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而加以批判。
    第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他还提出“不要神化个人”。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文中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没有沉沦依然乐观
    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后来他虽然曾经提出过申诉，却未被接受反而被斥之为“翻案”，接着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此刻，章乃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飚震撼了中国大地，8月24日，红卫兵冲入了他的住所，章乃器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曾作过以下的回忆：
    “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面对暴行，镇定自若，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他的。他说：“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他又说：“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民楼的斗室中度过的，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而且始终保持着坦率、正直的秉性。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20年，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不能不想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一个静静的小型的追悼会上，当年“七君子”中两位健在者--史良和沙千里为他们的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982年5月，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