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问题
    客观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党在自身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深受俄国革命与前苏联经济体制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首先，前苏联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革命成功的经验必然影响其他正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东欧的一些共产党是如此，东方的中国共产党亦不能例外。其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从前苏联留学归来者。他们在列宁的故乡学习、考察，深得苏俄革命之体会，深谙俄国革命之方式、方法，并深信其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将俄国革命经验移植到中国在他们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为判断一切主张之正确与否的标准，由之而把不同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所有主张统统视为错误的东西而一概加以排斥。即便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已反复证明了俄国革命模式在中国行不通时他们仍对其深信不疑。因而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八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革命一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甚至是左右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坎坷曲折的原因所在。
    俄国革命的模式没有错。中国革命受其影响或指导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接受其影响和指导。因此，在对待俄国革命经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我们党内有两种态度和两种方法。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照搬马列主义，原封不动地沿袭俄国革命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当前者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候，革命发展就顺利，党的事业就生机勃勃；当后者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革命发展就困难，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事实上，党从开展革命斗争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态度和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较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他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这一点与苏俄及其他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方式是相同的。但区别在于中国不能完全按照俄国革命的道路走，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敌我力量之区域分布所决定的。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索之后，遂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即提出了党和无产阶级必须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进攻、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张。这就是独具中国革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这一主张的提出，在党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错误的“富农路线”，因而极力地加以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道路也被认作“异端”，甚至有人因之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其实，“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反对这一道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历来就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当他们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篇章时，自然就认为这一道路是反马列主义的。
    共产国际中有人视这一道路为“异端”同样也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也必须由纯粹的城市无产阶级所组成；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的革命必然也必须由统一的无产阶级进行以城市为阵地的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而中国革命的队伍却有绝对多数的农民成份，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阵地发动和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这的确是史无先例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受其反对也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尽管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由于党内党外和国内国际的反对而使之未能被确定下来。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由于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条道路才被确定为中国革命遵循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之路，一条引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的成功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前七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也仍然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实行的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走的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事求是地说，这同样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说其必然，是因为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引导前苏联当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而冲破了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并成为足以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相抗衡、在国际事务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和强国，由之深为世界所瞩目，特别是深受共产党国家的尊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划和实施本国的经济建设方略的。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当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建设的新课题，党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就成为必然。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便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包围；同时，美国将侵朝的战火烧至鸭绿江畔；退踞台湾的民国党“反攻大陆”的狂妄叫嚣及屡屡侵犯，反映出国内国际局势的紧张，反映出新生政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为了巩固红色政权，为了早日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在建国之初就从政治、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并在经济建设上必然地采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建国后头几年的实践证明，苏联模式适用于中国。无论是抗美援朝、进行土地改革，还是恢复民国经济；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在一系列的工作中都发挥了无可代替的积极作用。因此，新中国在开国之初沿用苏联模式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苏联模式不适宜日益深入的经济建设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在此情况下，如何突破苏联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我党首当考虑并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问题，并勇敢地向苏联模式挑战。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包括改革经济体制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思想和变革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探索及其已经取得的成果未能被坚持下去。并由于受国内国际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了逆转，从而使这场伟大的探索未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初期对民国经济的调整，以及以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都出自于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愿望和目的，但其结果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以后进行的各项制度改革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标志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使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终于有了光辉的结果。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引导中国和中国人民走向富强、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共党史上的“左”与右问题
    可以说，“左”和右的问题困绕着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领域，还是在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左”和右几乎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进程。所以，反“左”反右如同党探索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一样，贯穿于党的70余年历史的始终。正由于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特别强调反倾向斗争，在制定和落实党的方针路线过程中党不断地告诫人们要反“左”要反右。特别是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左”和右的倾向及危害有较多的论述，反复强调右的东西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教导人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既是针对新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有“的”放“矢”，同时也是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因此，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是理论界多有研讨的重点话题。大家在总结历史、现实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左”比右的危害更大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符合事实的。其一，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所犯的“左”的路线错误从次数上要比右的路线错误多；其二，中国革命及建设因“左”倾路线错误而受到的损失从程度上远比右倾路线错误的危害严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右的倾向。70余年来，我们党的事业因右的错误而遭受的挫折是很大的，其教训也是极其沉重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第一次路线错误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其危害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当时右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是造成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突然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致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处于夭折的境地。第二，这次右倾错误埋下的隐患，成为以后不久发生的“左”倾错误的诱因：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带着对右倾错误的愤怒情绪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在具体实践中采取了一些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本来无可非议，但遗憾的是没有把握住“度”，反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譬如陈独秀的右倾表现之一就是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步步进逼采取了步步退让，而有些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则对民国党反动派采取盲目进攻，从而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犯过两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对这两次“左”倾错误在此不必细说，我们仅想提出：“左”的产生总与右相关连。譬如，建国后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结果是“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在“大跃进”发生之前，我们党几乎是接连不断地进行着反右倾斗争。从1955年的反右倾，到1957年的反右派，再到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我们党把反右倾斗争不断“升级”，并把右倾机会主义视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①]。而实际上，我们在反右的时候，“左”的倾向则实实在在地不断升级、不断膨胀，从而使“左”的错误占踞主导，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