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不能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比右倾大就忽视对右倾错误的警惕。因为，右倾错误的危害同样能够致党的事业于绝境，而且它往往可以成为党内发生“左”倾错误的起因。正由于如此，我们党从不松懈对右和“左”的倾向的警惕，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一直将反“左”反右问题纳入党和国家整体战略并付之以具体的应对方针。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的一段话中可获得一些了解。他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改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尽管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战争年代的具体事例而谈的，但在建设时期亦依然具有指导和教育意义。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左”右倾向来看，我们是否可以将1948年毛泽东所说的反“左”反右内容作进一步引伸：即在经济建设取得较快发展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经济增长较慢或处于徘徊时期，必须防止右倾；从区域经济来讲，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反对右倾，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必须注意防止“左”倾。
    几点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及反“左”反右的历程，犹如建造万丈高楼的支柱，构成为党的76年历史全部内容的框架，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同时，完成这一框架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由之而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极其深刻的。
    启示之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必须既反“左”也反右。
    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反“左”反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难以确立。如上已经提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土地革命刚刚开始一年后的1928年10月就已经提出，到1930年1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的发表为标志，他的这一理论已臻成熟和完善。但是，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未被全党尤其是中央主要负责人所认同、所接受，相反，却遭到了历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攻击和排挤。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之后，这条中国式的道路才被确定为中国革命遵循的道路。由此可反映出历次“左”倾路线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从来不注重探索中国特色之路，他们进行革命的方法和要走的道路与中国特色之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只要“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不结束，那末，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难以确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右倾错误直接影响着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上述可知，党在1956年前后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努力所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及其一系列思想，依稀可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雏型。然而，这一十分可贵的探索及其产生的绚丽多彩的理论没有在建设的实践中得以实施便旋即发生了逆转。近年来，人们在无不扼腕痛惜的同时，对发生这一反常现象之因作了不少的探讨，获得了许多有益的认识。我们认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发生逆转的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是“左”倾思想的产生、发展极至膨胀，导致了这次探索的中止和逆转。对之，在这里无须再作赘述，人们仅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一连串的反右斗争和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中进行分析，便可了解“左”倾思想是怎样产生、逐步发展以至急剧膨胀起来的；人们仅从反右斗争的内容及“大跃进”的所作所为上，便可知道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其是怎样的大相径庭。因此，受其“左”的影响，这场极富意义的探索归于中止、逆转则成为必然。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天灾人祸”的发生及其带来的恶果，使人们的思想从高度膨胀的状态中冷却下来，并重新开始新的探索。然而，随着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并取得显著的成就，“左”的思想再度复生。这次“左”的倾向蔓延的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因此，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新的探索随着“文革”这一极“左”的出现而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进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成功之因也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束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时时不忘警惕右和防止“左”，由之而坚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
    因此，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否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具有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获得与党始终不渝地反“左”反右密切相关。从正面来说，对中国特色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每次探索，总是在反“左”取得胜利之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反过来说，如果受“左”影响，党对中国特色之路的探索就很难取得成功。
    启示之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一直倡导并遵循的基本准则。党的76年的历史反复说明，无论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或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都不能背离实事求是这一准则。从正面来看，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概因于毛泽东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能够将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设时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形成伟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因于邓小平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能够将马列主义原理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反面来看，在革命年代，历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屡犯错误，几致中国革命于绝地，概因于他们背离了实事求是，僵硬理解马列主义，机械模仿外国的经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共党史上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几次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其代表人物似无将中国革命引入绝境的本意：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将中国革命早日引向胜利。然而，正是由于他们自认为必能将中国尽早引向胜利的那一套主张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才导致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在建设时期，毛泽东为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路子而殚精竭虑，并不遗余力地奋斗至生命的终点。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的探索未能始终如一地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在一定时期内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准则，他的一些理论也包括一些实践，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从而使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远不如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探索那样卓有成就，那样影响巨大。因此，无论从正面或是反面，历史以铁的实事证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成功；背离了实事求是，就必然要走向失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是如此，在其他的方方面面也是如此。
    启示之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前苏联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理论界对前苏联模式多有非议。前苏联模式束缚了中国社会几十年，人们对之从反面探讨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就我们自身而言，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怎样对待前苏联模式的问题。
    从认识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运用什么体制搞经济发展，都应当是根据本国具体实际而做出科学选择。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前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不外乎出自于两种需要。第一，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需要它率先按照马克思早经设计好的计划经济的路子来发展。第二，前苏联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它需要有较强的指令性和计划性来搞集中的突击性生产。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使前苏联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国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对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身并不应过多的责备和批评。
    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和对待前苏联模式。从40余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以往我们对一个国家所应采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认识，总是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即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换句话说，实行了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受这一认识局限的影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表现得僵化和呆板，缺少灵活和多样。即使在进行改革开放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有人对实行市场经济发出姓“社”姓“资”的质疑。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对此问题作了一语破的的回答：“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应该同其他国家一样：根据本国国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合理地选择“经济手段”，即什么经济手段适应社会发展，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大可不必在经济发展这一有关社会进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人为地受姓“资”还是姓“社”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社会经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就是因为一味地陈守一种经济体制的结果。
    由之我们认为，对前苏联模式应作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不能因中国经济受之影响而发展缓慢就将前苏联模式视为洪水猛兽，对之大加挞伐，从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我们只能从以往不合理的一味沿用前苏联模式的僵化状态中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正确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及作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尚需对宏观调控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确立端正的认识，这也是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7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