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战区的概念及关于其地位和作用的争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协调作战，中、美、英等国经过双边或多边协商，将整个太平洋战场划分为太平洋、西南太平洋、东南亚、印缅中国五个战区。随着战争的发展，各战区的范围和名称有不少调整和变化，后来实际存在的有三个战区，即太平洋战区、东南亚战区和中国战区。中国战区最早设立于1942年1月，最初议定区域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越南和泰国。但是战争实际进程并非事先计划所能决定，所谓中国战区应系指中国军队实际对日作战并发挥主要作用的战场。缅甸战场最初虽划归东南亚战区，由英国负全责，但在实际战斗中英国并未发挥其应起的主要作用，中国军队是缅甸战场的主力，而后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时用的也是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所以，研究中国战区当然不能将缅甸战场除外。至于泰、越两国因中国军队实际并未参战，为方便计，不将其列入中国战区。概言之，本文所谓中国战区实际是指中国军队的所有抗日战场，包括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和大陆与缅甸的国民党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是全球范围的战争，可从总的方面说，战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战场，一个是对付德意法西斯的西方欧洲战场，一个是对付日本法西斯的远东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是太平洋战争中陆战的主要战场，抗击着80%以上的日本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战胜德意日轴心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客观、充分的估计和如实、公正的评价；国际上，欧美史学界囿于“欧洲中心论”和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不能也不愿予中国抗战以应有的地位，有些甚至故意歪曲和抹杀中国抗战的功勋；国内，台湾学者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不少研究，惜限于一党之私，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实际贬低了整个中国战场在战争中的作用；大陆学者原来只讲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否定多肯定少。1984年以后，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对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作了积极、充分的肯定，但仍认为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之后，蒋介石政府精心保存实力，消极抗战，坐等胜利，论述太平洋战争以后的中国正面战场，往往只讲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不多，肯定不够，实际上对中国抗战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也未能充分估价。
    我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对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评价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估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在太平洋战争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本文以“太平洋战争中的中国战区”为题，评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战时的中国战区情况错综复杂，场面恢宏壮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只从军事角度，从宏观上粗线条地勾描中国战区的轮廓。
    二、太平洋战前的中国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4个年头，战前的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争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较之战时毫不逊色。
    战前中国战场最大的作用，是它牢牢捆住了日军的手脚，使其既不能“北上”，也不能“南进”。日军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日本即以“田中奏折”的形式提出了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最后征服东亚和世界的中长期扩张战略。日本自知国小、人少、资源匮乏，仅靠本国的力量难以达到打败苏、美、英，独霸东亚及太平洋的目的，寄希望于征服中国后，以中国的人力物力与列强较量。当时日本军方极为狂妄，认为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只要以少数兵力迅速一击，中国就会屈服[（1）]。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给日军以巨大的消耗和杀伤。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日军各参战部队减员过半，战斗力大减，兵力不足，补充困难。日本常备军原有17个师团，全面侵华战争后，经过紧急动员，扩充十倍，1937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在华北、华中、华南有24个师团，在东北的关东军有8个师团，在本土和朝鲜只有两个师团。即便这样，在华兵力仍感不足，不得不组建伪军以充数，并于武汉、广州会战后停止了对国统区的战略进攻。1938年底，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及据此发布的大陆第241号令中明确指出，“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2）]。日军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穷于应付，自然无力扩大战争，无论进攻南洋还是出兵西伯利亚都成空话。
    然而，在欧洲，与深陷中国战争泥潭，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采取先打弱国再攻强敌战略的法西斯德国，却旗开得胜，如风卷残云般席卷了大半个欧洲，这使日本万分激动。此时英法无力东顾，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及东亚各有关地区成了无主的肥肉。被德军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急于南进。为了掠夺南太平洋地区的丰富资源，掩饰三年侵华劳师无功的败绩，日本政府决定“南进”并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口号。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和近卫内阁成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时局处理纲要》，内称：帝国“对外政策，要在促成处理对华战争的同时，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当使用武力的时候，应尽量局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象，但是这时，不可避免地有对美国开战的可能，所以应作充分准备”[（3）]。为此，近卫内阁要求军部整顿战备，在1940年9月底完成武力南进的各种准备，恰在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百团大战，八路军出动115个团，作战1千多次，歼灭日、伪军各两万多人。沉重的打击使日军统帅部企图立即收缩在华日军拼凑南进11个师团的计划落空，日军南进的战略计划不得不延宕下来。实际上，事后看来，当时正是日军南进的最佳时机。德国时方全力攻打英国，英国本土危如累卵，自无力东顾，而当时美国战备未修，全部正规官兵只有24万人，也非日军对手，所以，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为英、美争取了一年多整军备战时间，在此期间，美国整军精武，大规模开动军火生产机器，军事力量有极大的增强。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使日本又一次面临是否北进的抉择，当时希特勒依三国反苏协议，一再要求日军配合作战，措词相当激切。日本大本营对此争论不休，政界头目从国际形势及政略、战略出发，认为现在是攻苏千载难逢的良机，主张北攻；军界头目则从军备现状出发，认为日本“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当时由于日军主力在关内，留在中国东北的日军“仅能维持与远东红军为一比三的比率”。大本营本欲从关内抽调五个师团加强关东军的力量，也因中国军民的打击牵制，难以实施。一触即发的日苏战争终于搁置了下来。苏联在远东受到的最严重的威胁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趋向缓和。苏联得以不断从远东和中亚抽调生力军去前线。否则，德军恐怕早就打下了莫斯科。
    北进图谋破产后，中国战场持久战的形势及日益增加的兵力、财力、资源的消耗，迫使日本大本营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南进计划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41年8月9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打消在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以专心致力于南方的方针[（4）]。1941年12月8日1时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但因未摆脱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它在太平洋战场使用的兵力不到其海外用兵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初步胜利只能是失败前的昙花一现。
    可见，中国战场无论是对太平洋上的英、美，还是对北方的苏联都是极大的支持。如果中国象西方其它弱小国家一样，或败或降，则不但太平洋战争早就展开，英国或因两线作战而支持不住，而且在1941年下半年，日本定能抽调百万大军北进，苏联卫国战争将难以支持，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也将不堪设想。
    三、太平洋战争前期的中国战区
    太平洋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也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为防御和积蓄力量阶段，后期则为反攻阶段。1943年2月瓜岛战役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逐步开始了反攻。所以，可以1943年为界，将太平洋战争分前、后两期，叙述中国战区概况。前期，中国战区主要起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首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过去国际上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罗斯福1941年12月下旬邀请邱吉尔访美时首先倡议组织的。其实这是因对历史认识不全面而形成的误解，最早的倡议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中国方面。在中国，无论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均远早于罗斯福。
    日本侵袭珍珠港后三小时，蒋介石得到了关于珍珠港事件的确切消息，立即从重庆南郊黄山的乡间别墅赶赴重庆。当天上午8时，蒋介石紧急召开了国民党中常委特别会议，除一致决定对日宣战外，会议主要讨论了向美国建议，由美国领导成立中、美、荷、澳等国军事同盟的问题。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除通知中国已决定向日、德、意法西斯同盟国宣战外，并将中国提议中、美、英、苏、澳、荷、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了三国大使。12月9日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建议组成反法西斯各国常设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并召开首脑会议。罗、邱、斯三人均表赞同，罗、邱并回电希望“尽快行动”，罗斯福提议美、中、英、苏、荷5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5）]。
    与蒋介石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则更为明确，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意义也有着更为清醒和准确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宣言》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因此呼吁建立太平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则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与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它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6）]。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一月三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罗斯福并致书蒋介石，略谓：“余经获得英、荷两国代表同意，请台端担任此项统帅权”[（7）]。3月8日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部队作战。
    2.第三次长沙会战，策援美、英，歼敌5万。
    1941年12月为适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略态势，中国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12个战区，所有部队分属各区指挥。12月8日原驻广州的第23军向英军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为策应香港英军，中国军事当局令各战区对当面之敌发动攻击。除特令第四战区部队攻击广州直接支援英军外，还命第九战区的暂编2、4军从长沙南下，第5、6、66军分由广西、四川向云南机动，准备进军缅甸，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本大本营为阻止中国助英作战，便于香港、缅甸战役的顺利进行，于1941年12月24日命令中国派遣军第11军军长阿南维几率12万日军向第九战区的新墙河防线发动攻击，企图于元旦前占领长沙。战役之初，日军依仗其强大的穿插攻击能力进展神速，25日渡过新墙河，27日强渡汩罗江，逼近长沙。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12月30日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向蒋介石请命[（8）]，拼死据守，日军攻势顿挫。遗尸遍野，惨败而归。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攻势顺利，英、美军队连连败北，一向被人瞧不起的中国军队一战即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不仅直接策应支援了英、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斗，而且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
    3.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国远征军异域扬威。
    1941年12月23日，54架日本轰炸机空袭仰光，缅甸战云密布。中国政府即刻向英国提议准许早已集结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协防。可是英国对中英军事合作态度消极，既不肯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藐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又担心中国入缅后影响扩大，助长缅人反英情绪，故虽与中国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同意中国军入缅，却又出尔反尔，请中国军队暂缓行动，1942年1月日军由泰攻缅，19日轻取缅南要地土瓦，2月8日强渡萨尔温江，3月4日，日军逼近仰光，英缅军防御体系濒临崩溃，乃决心撤缅入印，为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英军撤退，这时方同意远征军入缅，然而此时战机已失，劣势已成，远征军已难有大的作为。
    3月8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同一天远征军第200师星夜兼程赶到仰光北面的重镇同古接收防务，师长戴安澜往晤英国第一师师长斯高特询以敌情，斯一问三不知，戴“苦恼之至”，深感“今后非用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9）]。英军撤走后，戴安澜率200师官兵在孤军作战、后援不至的情况下，与四倍于己且有空军配合、滥施毒气的日军展开了12天的浴血苦战，予敌重创后安全撤退，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连日军也深为钦佩[（10）]。
    4月5日占领同古的一个师团的日军向远征军新编22师驻守的平满纳进攻，22师官兵坚守至10日毙敌2000，反攻正得手时，右路负责守卫仁安羌的英军却连连失利并撤出战斗，我军右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由于英军士气低落，毫无战斗力，虽撤退较早却未能渡过宾河，反被日军赶回仁安羌，团团包围，7000被围英军水尽、粮绝、弹缺，英第一师师长斯高特前往解围亦被击溃。斯氏一再向远征军告急[（11）]，我66军新编38师奉命驰援，经3天苦战，将敌击溃，克复仁安羌，救出7000英军及500余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及新闻记者，并将日军夺取的100多辆辎重车及1000多匹马悉数交还英军。此次大捷，我军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败10倍于我的敌人，救出为我10倍的英军，可算战争史上的奇迹，一举轰动英伦三岛，扬威世界。然而英军脱险后，竟置远征军的安全于不顾，继续向印度方向逃逸。此后经过1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日军凭其快速机动的进攻能力截断了远征军的后路，缅甸战局大势已去，中国远征军部分通过野人山和高黎贡山回国，部分转入印度。由于路途艰险、环境恶劣，回师途中伤亡惨重。出国时的10万远征军只有4万回到滇西和印度。戴安澜、齐学启、胡义宾等将军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