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封赠、荫子、赠谥、营葬等官员恩恤之礼相同,“激励臣子”代表了辍朝的政治价值;“有助世教”代表了辍朝的教化功能。宣宗皇帝朱瞻基就曾亲口道明品官恤典的政治用意:“国家封赠之典,所以劝励百官。苟能尽职,苟显亲扬名,岂不忠孝兼尽。”(51) 邱濬也曾经指出“国家激励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为世教之助,夫岂细哉?”(52) 死后获得辍朝礼遇对官员来讲是一项莫大的荣耀,官员若想死后能获得辍朝礼仪,就必须尽职尽责、效忠朝廷。一旦某位官员死后享受到朝廷的辍朝礼遇,不论是对官员个人,还是对整个家族来讲都是盛大的恩泽。这一荣耀迅速被记入这位官员的神道碑铭、墓表、圹志、哀辞、行实、家谱、年谱、文集中,在官僚队伍中间和官员的家乡获得普遍的传颂。传颂既为官员博得美好的名誉而流芳史册,又可以激起后人刻苦用功、光宗耀祖的热情。如杨荣为洪武朝的营国公郭英所做的神道碑铭、(53) 为平江侯陈瑄所做圹志中都要记录朝廷为丧主举行辍朝的礼遇。(54) 杨荣死后,礼部尚书胡淡为其所作的《少师杨公哀辞》记载了朝廷为杨荣辍朝的恩恤,(55) 这一恩典同样被记录在《太师杨文敏公年谱》中。(56) 辍朝由仪式变成文字被记录在年谱、家谱、墓碑、墓表、碑铭中而传播在朝堂和社会中,达到了激励臣子和教化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对建文帝和景帝实行对亲王的辍朝礼节,使得辍朝具有了更复杂的政治寓意。“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以兵变攘夺皇权,建立永乐政权,要想构建起永乐政权合法性,就要动摇建文帝的皇统地位。在辍朝上的体现即是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57) 以亲王辍朝之礼祭奠建文帝。这样做的政治寓意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天下宣告建文帝已经死亡,杜绝怀有二心臣子复辟的想法,在政治舆论上稳定皇权;二是把建文定位为亲王而非皇帝,亲王辍朝礼节是三日,以此来动摇建文帝的皇统身份。另一个事例即是“夺门之变”后对景帝死后的辍朝礼节。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景帝朱祁钰死后,英宗依照亲王丧礼规定为景帝辍朝三日,“以亲王礼葬西山。”(58) 天顺五年(1461年)十二月,景帝母亲吴太后病故,英宗为其辍朝一日,谥号为“荣思”二字。天顺七年(1463年)七月,英宗敬妃刘氏故后,英宗却为其辍朝五日,谥号为“贞德懿恭”四字。对比英宗敬妃刘氏的辍朝和谥号,沈德符认为英宗在吴太后丧礼中于辍朝和谥号上的刻意减损有失孝道之义:“丧礼仅止于此,曾不敢望敬妃万一,上友于素笃,惟此举似有遗憾。”(59) 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朝廷恢复郕王朱祁钰的皇帝身份,重新为其议定谥号和庙号,修饰陵寝。景帝汪皇后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去世后,依照皇妃规则辍朝三日。府部大臣及翰林院儒臣、科道官在议定汪妃丧礼时指出:“景皇帝之配与在外王妃不同,丧葬之礼宜如皇妃,礼从厚……自明日始辍朝三日。”(60) 这是景泰皇帝身份的恢复在汪妃丧礼辍朝日数上的体现,此类辍朝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 综上,明代因丧辍朝改变了唐宋以官员为主体的传统,转变为主要面向皇室成员的礼仪活动,完成了由官员恤典到皇族特权的转变。明代各朝因丧辍朝的次数走势依照辍朝制度的改革而变化,大体上经历了洪武到弘治时期的增长,再从弘治到明末的减少过程。辍朝的举行实现了凝聚皇族、激励官员、教化社会的作用。但是特殊时期对特殊人物的丧礼辍朝往往受到皇帝意志或政治时局的左右,在辍朝日数上有所增减,同时也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寓意,对此类辍朝的分析为理解明代政治史中如建文和景帝这样的特殊人物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 [收稿日期:2011年3月1日] 注释: ① 朱轼:《史传三编》卷14《名臣传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9册,第240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88《苏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1页。 ③ 王溥:《唐会要》卷25《辍朝》,丛书集成初编,第817册,第472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88《苏颋传》,第2881页。 ⑤ 赵升:《朝野类要》卷1《辍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页。 ⑥ 脱脱等:《宋史》卷124《凶礼三·辍朝之制》,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03、2904页。 ⑦ 相关研究有夏晓臻的《唐代辍朝制度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汤巧蕾的《金代辍朝制度初探》,《东方博物》,2005年第4期;刘钟的《宋朝辍朝制度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 ⑧ 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44《辍朝仪》,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0册,第19页。 ⑨ 邱濬:《王朝之礼一》,载《皇明名臣经济录》卷10,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9册,第168页。 ⑩ 《明太祖实录》卷106,洪武九年五月癸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 (11) 《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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