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避免了经济崩溃，以及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进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果断决策以及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策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叶剑英便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复杂的尖锐的斗争。1966年11月，他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斗领导干部，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到处贴大字报和游行，反对把毛泽东著作“当圣经念”。其中“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后又平反。这是几个著名的“回合”。
    随着运动的发展，林彪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失败。邓小平的正确主张被否定，并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和受“软禁”；叶剑英被强加以“生病”，逼他“离职”治病，但他还保留着领导职务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未完全丧失军事指挥权。
    叶剑英同“四人帮”作斗争，经历着由公开斗争转到隐蔽斗争，再到公开大搏斗的曲折过程，即酝酿串联、制定方案、坐镇指挥的过程。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保护大批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日后粉碎“四人帮”保存了一批可靠的领导骨干。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开始夺权。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和江青等煽风点火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领导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奔西藏，纷纷向叶剑英电话告急要求保护，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以及一批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护之，包括其中整过他伤害过他的人，一律不念旧恶，都予以保护。这样一来，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便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铺不够，就睡地板，以至轮番睡觉、分批开饭。他还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谢芳等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他们都身受“四人帮”的迫害，仰赖于叶剑英患难中相助。这都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可靠的支持者和领导骨干。
    第二，叶剑英“韬晦”上西山，从事一项特殊的政治活动：通过秘密串连，把反对“四人帮”的力量团结起来。叶剑英的住所成为了粉碎“四人帮”的秘密指挥所。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情日趋严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叶剑英非常焦急，认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头。他同一些老同志酝酿如何除掉“四人帮”。因此，他带着“韬晦”之意，以“生病”挂职为藉口，移住西山。在这里准备着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出台。
    叶剑英上西山后，越来越多的老战友、老同志找上门来，交换对形势和对“四人帮”的看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乌兰夫、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以及军队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先后到西山或叶的家里同叶剑英交谈与“四人帮”斗争问题。王震积极主动，自愿担任“联络参谋”，进行个别串联，提出用干净利落的办法处理“四人帮”。叶剑英用“哑谜”、打手势的方法说明毛泽东尚在，不能过急。聂荣臻同叶剑英深谈粉碎“四人帮”有关问题，提出要坚决地尽快地解决。这样，西山实际上成为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和秘密指挥所。
    第三，叶剑英主动地走出去，同各方面接触交谈，依靠政治局的多数来粉碎“四人帮”。
    叶剑英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主动到群众中去，到党、政、军各方面去，到政治局委员中去，加强同各种反“四人帮”力量的团结，形成合力。他同三总部的杨成武、韦国清、刘志坚、傅崇碧、吴克华、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等；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等；粟裕、宋时轮、吕正操、余立金、吴忠、吴烈等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李强、熊向晖、黄华、张爱萍等及同那些观点正确、态度鲜明的政治局委员多次交谈同“四人帮”斗争问题。从各个方面的反映来看，粉碎“四人帮”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政治局的多数也都赞成，而且强烈要求叶剑英担负此重任，愿意支持他，团结在他周围，共同奋斗，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叶剑英成为众望所归的砥柱中流人物。
    第四，积极耐心做华国锋、汪东兴的工作。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而叶剑英则起了主要作用。
    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取得华国锋支持，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四人帮”对华国锋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叶剑英考虑：要取得政治局多数，很重要的是把华国锋、汪东兴争取过来，以合法的形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过去对华国锋接触了解不多，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以看到：一方面华国锋同“四人帮”的矛盾和斗争很激烈，已到了公开化、白热化程度。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这首诗明显地暴露把华国锋拉下台的企图；另一方面，从斗争中考察华国锋，在“文件大战”，“遗体保全”，治丧与批邓，国庆讲话，毛远新去留（江青要把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文件），“江青工作安排”等问题，尚能坚持原则，不随风倒，敢于同江青等作斗争。因此，叶剑英支持华国锋的工作，帮助他“解围”，亲自上门找华国锋密谈。华国锋已经看得很清楚，江青就是要代替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他也认识到解决“四人帮”问题，只要叶剑英支持他，军队支持他，他就不怕。叶剑英同华国锋商谈后，再找汪东兴商量。汪东兴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汪还汇报了最近掌握的有关动态和8341部队的情况，表示一定做好工作。这样，三人同心，意见一致。关于叶剑英如何同华国锋、汪东兴密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1977年3月22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6月）都有记载。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汪东兴回忆说：“当时（10月5日前）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据汪后来说不止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这就是说，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觉而高度保密，他们三人没有集中一起开会。而是由叶剑英分别同华国锋、汪东兴商谈决定。叶剑英成为连结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中心人物。
    第五，叶剑英挺身而出，走一步“险棋”，提出粉碎“四人帮”的三个方案，做出“智取”的战略决策，“一破一立除四害”。
    叶剑英坚持从群众中来，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综合为“除妖之方案”：一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开除“四人帮”；二是先斩后奏，由少数领导人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予以承认；三是用军事手段，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叶剑英应用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深入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认为“四人帮”是个反革命集团，不能用党内斗争、正常召开党的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又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弄不好会引起动乱。这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应尽量做到稳妥，以智取为宜。他介绍用开会办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的好经验，提出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叶剑英挺身而出，同华国锋、汪东兴多次交谈，决定于国庆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有关决定。他认为：“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因为，“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
    叶剑英很尊重陈云。为了慎重起见，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其中有一次叶剑英派车接陈云到西山商谈），征求对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陈云说叶剑英是个“智多星”，相信他会作出正确处理，表示同意提出的方案。
    第六，叶剑英审时度势，决定提前解决“四人帮”，“以快打慢”。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已加紧准备篡党夺权的行动了。北大、清华已作动员，效忠“女皇”。王洪文已照了标准像，准备庆祝。上海的“第二武装”加紧组织，发放大量武器。尤其是以“梁效”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要把华国锋说成是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修正主义头子。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以战略家的眼光断定了，“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不能再等待了。他立即驱车先到华国锋家里商谈。他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军事家最忌讳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要提前采取行动，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提前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新战略部署。具体时间定于10月6日晚或者7日。接着，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研究具体落实方案。时间定于10月6日晚8时，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方案等名义，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对江青的其他几个死党也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第七，叶剑英亲自到现场指挥，同华国锋一起坐镇怀仁堂，把“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场“特殊战争”的前夜，特别紧张、繁忙，但都是在高度保密之下进行的。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进行“战前准备”和“战前动员”，精选对党忠诚的可靠的人员参加，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叶剑英在西山约见杨成武，要他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又约见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要求提高警惕，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还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可靠的老部下要求他们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叶剑英来到一个为民除害十分特殊的战场，亲自指挥。他同华国锋差不多同时到达怀仁堂，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大厅左右。叶剑英神态坦然，指挥若定。“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政治局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第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叶剑英做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常委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研究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方针政策。
    叶剑英和华国锋一起走进会议厅，由华国锋主持会议和讲话。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意义和新时期的任务。本来，在会议前华国锋提议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谦让坚辞，因此，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由于粉碎“四人帮”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不少政治局委员事先不了解具体情况，连李先念也是到会后才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举国欢腾的特大喜讯的。
    叶剑英在报告中阐明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斗争过程，控诉了“四人帮”反党夺权的罪行，提出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斗争的方针政策，指明“这次胜利是初战的胜利，是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党经过这次重大变革，以后的责任就更大了，担子更重了”。“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好”，“要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搞好”，“把国际、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他说：“上海是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四人帮’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但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把上海的革命搞好，把上海的生产、工作、战备促上去”。他要求：“政治上要有纪律，作风上要民主，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这一天，想到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尽快告诉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领导同志。他派自己的儿子开车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两人见面，万分激动。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和向有关同志多次讲过：邓小平“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担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坚决地大力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同华国锋建立的关系不是平常的关系，而是共患难、同生死的关系。没有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和担任总指挥，就不可能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也不可能担任党中央主席。因此，他在华国锋面前一再提出让邓小平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工作的份量，是不同于一般的口头发言和书面建议的。1976年，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叶剑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群众写的诗词，了解群众对周恩来的崇敬和对邓小平的怀念以及群众的强烈呼声。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宣传口的耿飚和迟浩田曾将《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揭发“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材料，报告给叶剑英和中央领导同志。他看了后，同身边机要人员说：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要让邓小平出来担任中央重要领导。
    我们从以上的史实中，明显地看到：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在一举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党为人民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王恩茂指出：“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历史的本来面目确实是这样的。
    叶剑英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之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从经济危机发展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历史呼唤着能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起重大作用的杰出人物站出来带领广大群众去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基于1976年的客观形势，历史选择了叶剑英。因为党和国家的杰出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先后去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陈云挂人大副委员长空名，长期没有实际工作；徐向前、聂荣臻早已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李先念虽然仍挂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头衔，但仅仅是“挂名”，时而在医院，时而在家休息，并且未能掌握军队。这使党的最高领导层，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叶剑英历史地成为担负粉碎“四人帮”重任的关键性人物。邓颖超说：“当前唯一能带头除害的人只有叶剑英。”刘志坚说：“现在能够领导办这件事情的（按：指粉碎”四人帮“）就是叶帅……真正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胆量的还是叶帅，因为邓小平同志被打倒了，软禁起来了。叶帅又很长时间主持军委工作，对军队的干部情况也熟识，还能指挥动，我们寄希望于他。”李德生说：“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作什么，提前给我打招呼，我一定照办。”由于叶剑英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加以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品德、经验、水平，使他不负重望，完成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