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政治工作的首创者。他在北伐时期出色的军事政治工作，有力地提高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不仅对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军事政治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今天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1924年10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调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政治工作。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年底奉命离开广州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
    周恩来开始从事军事政治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是十分艰难的，刚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时，政治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当时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别的人。政治部前两任主任的工作没有打开局面，第一任主任戴季陶没干多久就离开了，第二任主任邵元冲因不懂得教育方法把一个政治部搞得死气沉沉。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接任后，立即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开拓进取的精神和踏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很快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健全了政治部的组织机构，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政工队伍。周恩来到任后，马上设置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明确各股的任务。这一组织机构成为后来军校政治部完整机构的架构。1925年7月，周恩来调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后，军校政治部又在9月进一步调整、扩大，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两科（见附录）。1926年2月增设事务科，3月又随军部改组，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见附录）。原来的指导、编纂股隶属于宣传科，原组织科改为组织股隶属于党务科。组织股负责掌握师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制定各科调查表，使政治思想工作做到针对性强、有的放矢；宣传股负责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教育，并出版反映士兵学习和生活的壁报《士兵之友》，同时组织宣传队伍，演出以反帝反军阀为主要内容的文娱节目，编纂股主要是配合政治教育的任务，出版宣传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书籍，主编军校革命刊物《黄埔潮》。为了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周恩来从军校学生中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亲自给他们讲课，传授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他还选派一些共产党员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及下属各连担任党代表，负责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1925年10月，周恩来兼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时，又派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到第一军担任政治工作。
    由于组织机构健全、政工队伍扩大而且素质高，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政治工作制度。组织机构充实后，周恩来立即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每周举办政治讲演；组织学生进行政治讨论；制定学生、官兵、士兵各种调查表；加强对刚创立的革命军队黄埔教导团的政治领导，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出版《士兵之友》报等。以后又陆续在教导团和军校各连推行党代表制，并对党代表的职责范围、各级党部党小组的会议、报告制度作了明文规定。这样，就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对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目的、范围、方法及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等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使军阀军队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立其革命观念”；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要使全军上下都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是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政治工作的范围包括“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的政策”、“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现在士兵都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安的里面崩溃出来的”、“要使官长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革命都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不安的环境里发生的。所以当现在社会经济不安的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周恩来对中国、法国和俄国三种不同类型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对比，指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要批判旧军队用“宗教运动”来维护部队的作法，要学习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他赞扬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把纪律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革命军队应当做到“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他还要求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本身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作相当的教育及训练。”对于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队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1）]在这里，周恩来最早全面概括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
    第三，注重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周恩来的政治工作作风集中体现在两个“结合”。一是把政治工作与士兵、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认为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因为有广大的兵士群众，才能够成为一个军队”。[（2）]因此他特别注重做士兵的工作，强调政治工作人员除了作一般的讲演、宣传鼓动工作外，还要深入了解情况，找士兵谈话，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本人就经常利用训练间隙，接近教职员、学生，亲自了解群众的心声，在简陋的学生宿舍、嘈杂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热情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闲谈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周恩来对工农群众更是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认为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势力，是“革命先锋、”[（3）]“国民革命之中坚”。[（4）]因此，他积极联系、组织并发动工农群众。如，他非常注意帮助广东各地建立工会、农会；经常组织学生帮助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训练；两次东征的时候，他把“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教育士兵”并列为部队政治宣传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5）]由于其政治工作能够与群众密切结合，所以也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反过来又推动了政治工作的发展。二是把政治工作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组织学员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组织黄埔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商团的叛乱和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又率领军校学生一起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游行示威。可以说，在周恩来这个时期的政治工作中已经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周恩来从事政治工作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除了讲课、做报告、讲演外，还组织宣传队、创办“血花剧社”，出版革命刊物《革命之声》、《黄埔潮》等，还有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问卷调查、组织俱乐部开展学术研究和文体活动等等。这样一些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政治教育方式，不但吸引了众多的群众，扩大了政治部的影响，而且活跃了军校的政治空气，提高了政治工作的效率。
    第四，注重发展党、团和进步力量，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周恩来在政治工作中，非常注意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骨干力量，扩大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影响。1924年11月，他在军校中建立了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蒋先云，军校第四期学生入校后，因师生中党团员增多，该支部改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1924年12月，在周恩来和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骨干的秘密革命组织“火星社”，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1925年2月，周恩来又发动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该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黄埔军校外的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成立才二个月就发展到两千人。周恩来还非常重视党的武装力量，他认为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被压迫阶级应当、也必须“利用这工具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革命军队“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6）]因此，他在进行军事政治工作中很注意发展党的武装。1924年12月，他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了一些党、团员担任骨干，招募了一些士兵，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其主要负责人徐成章、廖乾吾等都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和校外抽调的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周恩来又在肇庆市亲自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这支革命武装主要是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二十四团改编，再加上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组成，叶挺任团长。独立团直接受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这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直接领导的唯一的正规军队，它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赢得了“铁军”的荣誉。后来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商谈过，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各建立一支象叶挺独立团一样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由于遭到陈独秀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7）]
    在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独立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周恩来能够认识到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并尝试着建立一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非常可贵的，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他也因此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始人之一。
    （二）
    北伐时期周恩来在广州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的成功典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它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由于在军队中进行了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军校士兵的面貌与过去旧军阀部队有了根本的区别。不但使广大官兵明确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提高了官兵的革命自觉性；而且军校的严格政治训练也增强了官兵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军校政治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大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处处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作战力。同时由于周恩来在军事政治工作中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两次东征及后来的北伐战争中都有许多群众自愿帮助运输，代做侦察、送信带路等。这些都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它为我党以后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培养了大批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恩来在军事政治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革命军队，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使革命的种子撒遍全国。1944年，朱德在谈到周恩来对建军的贡献时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去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8）]周恩来在军校创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在军队中推广党代表制度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以后的红军、八路军以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发展。正是凭着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经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工队伍的建设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建立了一支有铁一般的纪律、有过得硬的军事战术的一往无前、坚不可摧的革命军队，在同国民党十年内战的较量中，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在同国民党决战的解放战争中，我们赢得了人民、赢得了胜利。
    再其次，周恩来的军事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及其创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对于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仍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正稳步向前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部分干部的腐败堕落、群众的信仰危机、社会风气的败坏，都给政治思想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人普遍都感到工作难做，效率不高。其中的缘由，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者本身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如何提高政治思想工作的效率？周恩来在军事政治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还有他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都是很好的借鉴。作为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首先必须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公共道德形象，才可能赢得被教育者的信赖、支持和配合。同时还必须经常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找出问题及时解决。对于所发现的问题，要学会使用科学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这样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之，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项教育人的崇高而艰巨的工作，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更需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吸取前人的工作经验。周恩来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
    注释：
    附录参阅《黄埔军校史料》第179页、第180页。周恩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由汪精卫、邵力子接任正、副主任，1925年9月，改由邵力子、鲁易为正、副主任，邵力子因事赴上海，政治部实际上由鲁易负责。1926年1月，政治部主任又换为熊雄。邵力子、鲁易、熊雄均为共产党员，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实际上对他们主持的军校政治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工作》（1926.7.）（2）（5）（6）《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25.6.2.）（3）《祭廖仲恺文》（1925.8.31）
    （4）《工人阶级与广州市选》（1924.12.）
    （7）见《北伐先锋》，《周士第回忆录》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8）《在编写红军第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